周五，应安徽省律师协会邀请，讲了一天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讲稿8000余字，当晚便贴上了博客、微信公开。
      昨天，在朋友们真情相邀下去大别山爬山，劳逸结合另有滋味。
        放松之余，想起依稀记得的包拯废除“牌司”的故事。于是，今日登机前再去了包河公园，找到了依据。       宋时“牌司”，颇似今日法院之立案庭的法官，但没有当今立案庭法官地位高，仅仅是书记员的角色。然而，就是这些“牌司”，狐假虎威却造成了“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局面。
       当下中国，在立案审查制废除之前，法院也是“脸难看，门难进”，尤其是征地拆迁等行政案件更常见“不收诉状”或“收了诉状不立案，不打收条”的情况。何况案件进入法院，也不一定有公正判决。这种非正常状况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以致社会矛盾积累到了濒临爆发的边缘，人们信访不信法，每年跋涉在上访路上寻求公平的访民已千万之众。
       当然，非正常状况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立案庭的设立只是司法制度设计的一大败笔，主要责任不在于法官们，而在于设立立案审查岗位并将这些法律人安排到立案审查位置的人。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废除“立案审查制”，只是给司法公正带来了可能性，司法公正的实现还需要各方面的努力。千年前，包拯能做到的事，现在的掌权者应当能做到。既然已经立法将登记制取代审查制，撤销立案庭并把立案庭的合格法官分流到相关业务庭去以公正、及时审判案件应该是顺理成章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