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１１月2日，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向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作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的内容我在之前已经知晓。我的体会是行政诉讼法又到生死存亡的关口。
        半年前实施的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其立法宗旨十分明确，就是发挥行政诉讼功能，倒逼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半年来，进步是十分明显的，也遇到了一些困难。是克服困难继续坚持依法治国，还是以困难为借口，退回去？历史在考验我们这一代决策者与法律人。
        行政诉讼法对立案制度的改革和行政诉讼法相应内容的修改，扩大了受案范围，立案难的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但是，法院方面对此出现了误判，如：
       当下行政诉讼的主要矛盾是恶意诉讼还是司法不公？是努力克服困难，及时、公正地解决行政争议，还是企图变相地搞立案审查制度，将民众拒之法院门外？答案在修改行政诉讼法时就是清楚的，但我担心有人开历史倒车！天朝，凡事皆有可能。
        半年来，许多地方的行政机关负责人拒绝出庭应诉，我为此一直奋力呼吁，有的时候不惜一改风格而死磕，包括采取申请偏袒被告的合议庭回避、给地方（如深圳市）主要领导写公开信等方法，尽的是一个法律人的责任。从今天报道的人大常委会成员讨论情况看，我的观点有人大常委们支持或共鸣，期待有切实可行的制度出台。
        我想，如果人民法院不能改变眼前唯长官意志而不唯法律的局面，政府机关败诉率继续保持低水平，就不能承担起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职责，行政诉讼法将毫无意义。行政诉讼制度的死亡便是依法治国口号的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