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事件提醒了我们：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付出了极大的资源代价、环境代价和人力资源代价，但并没有变成一只经济强国，而只是一个超级世界工厂。

　　今天看中国经济，必须看到工业化而不是城市化才是经济建设的核心，必须坚持让人民安居乐业才是经常建设的目标。否则我们喊了三十多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可能画虎不成反成犬。

       “什么是经济建设的中心”？这本来不是问题，但由于实践中为了改革而改革，为了开放而开放，导致当下的中国经济被世界工厂化、开发区化、特区化、自贸区化、房地产化、城镇化了。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已忘了初心，忘了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

　　2001年，我曾在《建筑时报》上发表文章质疑政府经营城市政策，反对土地财政。2004年，我又出版专著《拆迁纠纷焦点释疑》，反对大拆大建的城镇化。2008年，我又出版专著《谁动了中国的房价——反思中国房地产制度》。

       鉴于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现实，我赞成按照工业化国家的标准，实现中国的工业现代化作为中国经济建设的核心和灵魂。反对目前以城镇化为经济建设核心的做法。

　　常识告诉我们，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城镇化，城镇化是工业化的结果；没有工业化就没有信息化，工业化是信息化的前提。中国的信息化进程看起来曾经很美好，但大唐的濒临倒闭、中兴的停产告诉我们靠进口芯片组装产品而且进口芯片的外汇使用量超过进口石油的状况说明不能抛开工业化去谈信息化！由此我们看到还有一个现实，缺少发动机的航空工业总是受制于人。可见没有工业化也就没有国防现代化。所以，要说经济建设是党和政府的工作中心，那么，工业化必须成为经济建设的核心，各级政府不能再经营城市，以拆房卖地为中心工作的政策必须改变！

　　时下中国，外有潜在的强敌，内有诸多危及稳定的社会矛盾随时可能激化。政治方面的不同观点不便谈，经济方面的意见与建议不让谈的话，必然会祸害现在也危及子孙。

　　如果按我上面的意见，改革进一步往前走，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抛弃土地财政后，政府财政入不敷出怎么办？然而，如果我国经济的行政成本、企业的资金成本和劳动力的生活成本都比欧美、日本等国家高出太多，经济将无竞争力与活力。对此，我认为有以下针对性办法：

        第一，降低社会管理成本。

        近几年来，反腐倡廉收效明显，但是从制度架构上仍然有很大的降低空间。例如传说中的维稳费用超过军费的现象如何解放思想，变维稳为维权，以发达国家的制度成本为参考系数，逐步把各级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和司法机关的制度成本(包括显性成本和隐形成本)降低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降低社会管理成本最直接的方法无非就是拆庙减政，一切可以市场调节的问题，都无须设庙来管。目前正在进行的减少行政审批、取消不合理收费和控制行政人员数量等仍然需要认真推进。悬而未决的政府开支和官员收入公开应尽快破冰。

        第二，降低企业不动产成本。

        土地财政使土地房屋价格不断攀升，尤其是中小企业遇到征地拆迁，基本上是拆一家倒闭一家。这个问题在上世纪九十年曾经有较好的解决办法。但到了本世纪因为土地财政与企业争利才使问题越来越严重。这个拆迁即死问题的解决到刻不容缓的地步但并不是没有解决办法，只需要法律上明确并落实企业拆迁补偿的“不低于市场价”的标准是企业得到的补偿款足以企业重建并恢复生产经营即可。

        对于新办高科技和涉及到改善民生的企业，国家曾经有一定的政策倾斜，但落实不够。上述的企业面临的问题要列入监察委的工作范围，切实落实。

        第三，降低公民迁徙成本

         作为法律人，我一直希望五四宪法规定的公民自由迁徙权能够恢复并落实。平等，是人权的核心之一。作为北漂一族，我无法视而不见同是北漂的创业者受到地域歧视的问题。时下中国，无数的年轻农民都离开了土地涌向城市，为工业提供人力。他们的另一个名字叫：“农民工”。但是，城市并没有对他们一视同仁。超高的房价显然使“农民工”难以在城市定居，保障性住房因为户口问题与“农民工”基本无缘，这使得工业缺少足够的人力资源。

        更令人遗憾的是，目前迁徙成本过高使得权利的缺少，还使“农民工”一旦放弃土地亦回不去，历史上的官员告老还乡表现的城乡自由流通不再，使得农村的不动产缺少活力。为此，新农村建设不应该是让农村人口简单地放弃土地，而应该通过科技、物流、金融、教育培训等方式，让农村活起来。

　　第四，降低社会金融成本

       时下中国，金融业的垄断使得企业、公民融资困难。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成本远高于央企。最近，国家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决定是一个好的开始，之后能否保持并继而将贷款利率降低到美国和日本的水平上？常识告诉我们：如果不尽快改变中国金融领域高成本、低效率的现状，中国经济的良性健康发展就可能是个梦。

　　第五，降低社会劳动力的生产成本与再生产成本。

        时下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成本与收入相比较实在过高。三十年来的住房、教育和医疗产业化的结果就是使人们的生活成本畸高。劳动力成本和劳动力再生产成本攀高，必然降低了国家经济的整体竞争力。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生不起、养不起，活不起、病不起、死不起的现象算什么回事？尽快地把公民收入中用于住房、养老、教育、医疗的支出比例降低到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之下，是保证国家经济活力和社会和谐必须要做到的事。

        江湖之远忧其君，是中国文人的优秀传统，也是中国律师的本质要求。休息三天，弄出个降低上述五大成本的建议，半为子孙半为公。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引出国家更多的为民、利民的好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