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五一，是劳动节，按照习惯，首都一定会搞点纪念活动。虽然这个时代物欲横流，但劳动光荣这个理念在五一这一时间一定会被人们记起，而且其内涵上是随着时代不断变化。劳动，本身是正面的词，但劳动的内容有正负。

     
28日上午在泉州市丰泽区代表该区滨城工业园区24家企业参加区政府召开的房屋征收听证会，对区政府的征收补偿方案提出了异议。会上，我态度明朗，因为我一直不赞成地方政府拆迁工业厂区去搞什么房地产。

         会后就近去了东海之滨的厦门鼓浪屿休息两天，这个适合人们思考的小岛上，我搞清楚了以下问题。

         一、中国经济路在何方？

        近些年来，中国经济的方向一直是政府经营城市的理念在引导。这个理念是法律上站不住，而实践中很是盛行。在许多官员的心里，就像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土地财政让地方政府吃饱了，随之而伴生的短暂的高速经济增长带来的城市建设新的面貌让市民高兴了。于是，在多数人狂欢的氛围中，人们忘了自己身负的债务，在近似中产阶级的梦幻中觉得由玻璃幕墙和艳丽的灯光所构成的景象才符合当下，而有点脏乱差的制造工厂已经影响了环境，不能代表城市的形象。进而，对于工厂的去留对人们来说没有了感觉。更有一些执政者沉浸在房地产和金融的海市蜃楼中，似乎认为一个大国的兴旺之本——制造业已经功成名就。

        这些年，征地拆迁成了诸多政府的中心工作，卖地成了重中之重。直到有一天，一个叫川普的人签发命令，让许多中国人心中的楷模——中兴出现了危机，而少部分人对中兴事件冷静的看法又让更多中国人从梦里醒了过来。

        在中兴事件爆发后，的确不乏义和团式的喊声，但更多的人在思考中国如何突破行业桎梏，转化芯片大国成为芯片强国？中国经济向何处去？科技创新，一直是国人努力想解决的问题。为此也做出了不少尝试，但是一波三折。例如，曾轰动一时的“汉芯”后被证实为重大科研造假，另一个国产芯片“龙芯”也在技术及市场方面进展缓慢，高端芯片的研发不仅需要技术和人才，还需要长时间的积累，短期内自主创新面临的挑战困难重重。

        4月30日早上，我去参观了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馆内展示的主要是“康乾盛世”的外国如英法的朝贡品，这些贡品显示出中国那时从科技上就落后了一大截，但天朝上国的盲目自性从何而来？我细思极恐，原来源于满清贵族入关后，以暴力奴役了比自己多数百十倍人口的汉民并且对汉民的反抗得以成功的维稳。

        康乾盛世100多年后，洋人们打进了北京，“天朝”盛世被撕裂了外衣，露出了破烂不堪的内衣和瘦骨嶙峋的身驱。虽然说清军中主战派与义和团精神可嘉，但土枪长矛符咒挡不住洋人的枪炮，紫禁城陷落了。

        从那以后，多少仁人志士的“振兴中华”“实业兴国”的呼声与血泪伴生着强国梦成为社会的主弦律，人们希望推翻滿清王朝的同时，把封建专制、愚昧腐败、贫困落后都消灭掉。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建设工业化强国成为人们的奋斗目标的同时，也总是受到各种思潮主要是封建思想的干扰。近几十年来，改革开放、创新发展总是与闭关锁国、盲目乐观的思想并存，难以长时间的保持一个生动活泼又和谐稳定的政治环境。

       近一段时间，许多人在 “厉害了，我的国”沉迷的背后，仍然是“天朝上国”思维，忘了中国远未达到工业化国家的标准，我们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个客观现实。虽然历经洋务运动以来一百多年的努力奋斗，中国仍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以及农业、科技教育、国防的现代化。

        不争的事实是，进入本世纪以来，执政党内“政府经营城市”为主体的经济政策占了主导地位，拆房卖地一直是许多政府官员的主要工作和拉升GDP的不二法宝，以致于在拥有了位居世界第二的GDP总量，却没有取得可以在世界经济、科技、军事、文化、体育等舞台可以支撑稳定的竞争力的经济质量。

　　我读了学者指出的中国如果像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一样实现工业化的10条标准，深以为然，谨转发如下：

1、中国本土资本应该占据和主导着国内绝大部分产业部门而不是外资;

2、各个产业的前三名企业是中国本土企业而不是外企;

3、中国的装备工业可以持续武装国内各个产业并保障这些产业拥有全球竞争力而不是依靠进口;

4、中国企业在各个产业领域应该引领全球科技创新和技术革命而不是跟随;

5、中国企业背靠大国市场和大国优势应该拥有全球大宗商品和原材料的采购话语权而不是寄人篱下;

6、中国企业凭借规模优势和技术优势应该主导流通领域并掌控下游产品的定价权而不是贴牌代工;

7、中国经济体创造的经济成果和剩余价值应该归于本国国民享有(如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住房或低价住房)而不是以各种方式(包括不公平贸易、跨国公司利润和美元铸币税等)转移到海外;

8、中国应该拥有强大而自主的工业化体系支撑着强大的国防装备体系而不是国防核心技术、核心装备和关键材料处处受制于人;

9、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即基础货币发行权、人民币汇率定价权和人民币资产定价权)是由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掌控而不是由美联储、美国政府和海外金融机构所掌控;

10、中国军队应该可以保卫中国企业在全球的经济利益而不是工程技术人员走为上策。

　　中兴事件提醒了我们去对照这10条标准，认识到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付出了极大的资源代价、环境代价和人力资源代价，但并没有变成一个经济强国，而只是一个超级世界工厂为主体的低端工业大国。

　　中国经济向何处去？我们必须看到是工业化而不是城市化才是经济建设的方向。我们必须坚持让人民安居乐业才是经常建设的目标。否则我们喊了三十多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可能画虎不成反成犬。

       “什么是经济建设的中心”？这本来不是问题，但由于实践中为了改革而改革，为了开放而开放，导致当下的中国经济被世界工厂化、开发区化、特区化、自贸区化、房地产化、城镇化了。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已忘了初心，忘了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

　　2001年，我曾在《建筑时报》上发表文章质疑政府经营城市政策，反对土地财政。2004年，我又出版专著《拆迁纠纷焦点释疑》，反对大拆大建的城镇化。2008年，我又出版专著《谁动了中国的房价——反思中国房地产制度》。

       鉴于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现实，我赞成按照工业化国家的标准，实现中国的工业现代化作为中国经济建设的核心和灵魂。反对目前以城镇化为经济建设核心的做法。

　　常识告诉我们，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城镇化，城镇化是工业化的结果；没有工业化就没有信息化，工业化是信息化的前提。中国的信息化进程看起来曾经很美好，但大唐的濒临倒闭、中兴的停产、华为的艰难拼博，告诉我们靠进口芯片组装产品不是科技创新；而进口芯片的外汇使用量超过进口石油的状况说明不能抛开工业化去奢谈信息化！由此，我们还应看到一个现实，缺少发动机的航空工业总是受制于人。可见没有工业化也就没有国防现代化。所以，要说经济建设是党和政府的工作中心，那么，工业化必须成为经济建设的核心，各级政府不能再经营城市，以拆房卖地为中心工作的政策必须改变！

二、走出险境必须降低五大成本

　　时下中国，外有潜在的强敌，内有诸多危及稳定的社会矛盾随时可能激化。政治方面的不同观点不便谈，经济方面的意见与建议不让谈的话，必然会祸害现在也危及子孙。

　　如果按我上面的意见，改革进一步往前走，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抛弃土地财政后，政府财政入不敷出怎么办？然而，如果我国经济的行政成本、企业的资金成本和劳动力的生活成本都比欧美、日本等国家高出太多，经济将无竞争力与活力。对此，我认为针对性的办法就是尽快降低以下五大成本：

        第一，降低社会管理成本。

        近几年来，反腐倡廉收效明显，但社会管理成本仍居高不下，拖累国民经济和改善民生的进程。从制度架构上仍然有很大的降低社会管理成本的空间。例如传说中的维稳费用超过军费的现象如何解决？这需要解放思想，变维稳为维权，以发达国家的制度成本为参考系数，逐步把各级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和司法机关的制度成本(包括显性成本和隐形成本)降低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降低社会管理成本最直接的方法无非就是拆庙减政，一切可以市场调节的问题，都无须设庙来管。目前正在进行的减少行政审批、取消不合理收费和控制行政人员数量等仍然需要认真推进。悬而未决的政府开支和官员收入公开应尽快破冰。

        第二，降低企业不动产成本。

        土地财政使土地房屋价格不断攀升，尤其是中小企业遇到征地拆迁，基本上是拆一家倒闭一家。这个问题在上世纪九十年曾经有较好的解决办法。但到了本世纪因为土地财政与企业争利才使问题越来越严重。这个拆迁即死问题的解决到刻不容缓的地步但并不是没有解决办法，只需要法律上明确并落实企业拆迁补偿的“不低于市场价”的标准是企业得到的补偿款足以企业重建并恢复生产经营即可。

        对于新办高科技和涉及到改善民生的企业，国家曾经有一定的政策倾斜，但落实不够。企业生存艰难，国民经济就艰难，对企业面临的问题要列入监察委的工作范围，切实落实。

        第三，降低公民迁徙成本

         作为法律人，我一直希望“五四”宪法规定的公民自由迁徙权能够恢复并落实。平等，是人权的核心之一。作为北漂一族，我无法视而不见同是北漂的创业者受到地域歧视的问题。时下中国，无数的年轻农民都离开了土地涌向城市，为工业提供人力。他们的另一个名字叫：“农民工”。但是，城市并没有对他们一视同仁。超高的房价显然使“农民工”难以在城市定居，保障性住房因为户口问题与“农民工”基本无缘，这使得工业缺少足够的人力资源。

        更令人遗憾的是，目前迁徙成本过高使得权利的缺失的同时还使“农民工”一旦放弃土地亦回不去农村。历史上的官员告老还乡表现的城乡自由流通不再，使得农村的不动产缺少活力。为此，新农村建设不应该是让农村人口简单地放弃土地，而应该通过城乡的自由流动，使得科技、物流、金融、教育培训等要素顺畅的下乡，让农村活起来。

　　第四，降低社会金融成本

       时下中国，金融业的垄断使得企业、公民融资困难，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成本远高于央企。最近，国家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决定是一个好的开始，之后能否保持并继而将贷款利率降低到美国和日本的水平上？常识告诉我们：如果不尽快改变中国金融领域高成本、低效率的现状，中国经济的良性健康发展就可能是个梦。

        党的十七大就提出保护公民的财产性收入，这个目标并没有实现。资本市场成了韮菜地，非法集资时常发生，股市经常性的哀鸿遍野，使中国的资本市场成了社会动荡不安的源头之一。工业化需要资金支持，其资金筹措应该有足够的安全保障才让各方放心，才能降低成本。

　　第五，降低民众的生活成本

        时下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成本与收入相比较实在过高，这意味着社会劳动力的生产成本与再生产成本过高，必然降低国家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影响经济发展。

        三十多年来，民众的生活成本之所以畸高，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住房、教育和医疗产业化的结果。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生不起、养不起，活不起、病不起、死不起的现象算什么回事？尽快地把公民收入中用于住房、养老、教育、医疗的支出比例降低到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之下，是保证国家经济活力和社会和谐必须要做到的事。

        江湖之远忧其君，是中国文人的优秀传统，也是中国律师的本质要求。休息三天，弄出个降低上述五大成本的建议，半为子孙半为公。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引出国家更多的为民、利民的好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