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进门，王工老师就看见了我，他迎上来握住我的手说“没想到你会来。”

这一天是2012年8月3日，我专程赶到北京参加王工老师的寿辰座谈会。我把自己刚出版的《突围》和《岁月启示录》送给他，他让我坐在他身边，相互介绍着各自的近况。

说话间又有不少高朋过来，当王工老师向刘桂明老师介绍我的时候，刘桂明老师并不认识，我只好把自己的网名报给了他：司马当。刘桂明老师笑了，说：司马当我知道。在网上，我与刘桂明老师有过一次简单地交流。

座谈会开始了，从与会人员的座位标识上可以看出，有《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新京报》、搜狐网等几十家媒体，还有京城的一些著名法学家和律师。令人振奋的是，我国法学界的泰斗江平老师也到场了。

                          江平在座谈会上发言

我选择一个角落坐下。身边一位我不认识的不知是律师还是记者的小伙子十分友好地向我点了点头。

主持人是刘桂明老师，他的开场白是：“今天我们是为一个人而来，为一本书而来，为一句话而来。”

我身边的那个小伙子跟我解释说：一个人是指王工老师，一本书是他的《我要发言》，一句话是“我要发言”。

这次生日庆祝会是由法律出版社、《律师文摘》编辑部和北京才良律师事务所联合举办的。王工老师现在还是才良律师事务所的执业律师，应该是目前中国年龄最大的执业律师。

在1988年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闭幕式上，政府工作报告结束后，大会主席习仲勋照例问了一句：“哪位代表对《政府工作报告》有意见？”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王工立马举手站了起来：“我要发言！各位代表，请允许我遵循选民意愿，分别对有关报告的决议简要陈词，先对政府的三个报告的决议讲几点：第一，一手抓改革和建设，一手抓法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产生的中央和地方政府，要做带头宣传宪法、遵守宪法、保证宪法实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模范。要带头做反对腐败、奢侈，厉行勤俭、廉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典范……”最后几句话，王工几乎是在高声呼喊：“民大还是官大？法大还是权大？我们的口号是：人民万岁、宪法神圣，一切权力归人民！”

新华社为此发了通稿。1988年第五期《民主与法制》杂志在《关于中国民主的报告》一文中描绘道：“安徽代表王工以他宏亮的男高音四次起身发表意见，把闭幕前的大会推向高潮……”

有媒体称：“在西方，没有律师参加的议会一定会成为新闻，在中国，有律师参加的‘议会’也成了新闻。而王工就是这个新闻中的新闻人物。”从1988年3月24日至4月13日历时20天的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海内外所有关心这次会议的报刊均在显著位置上报道了王工。也正是这次会议上，王工等32名代表建议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只是王老的‘我要发言’至今尚无后来者。”我一边听着祝贺嘉宾的发言，边小声对身边的那位小伙子说：“但愿它不会成为‘千古绝唱’。”

那小伙子一脸无奈地样子说：“你要发言，你敢吗？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迟夙生律师在法庭上正当发言都被制止，被逐出法庭。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早没了草民的话语权。”

我说：“我曾在1996年写过一篇《王工与中国律师》，发表在当时的《律师与法制》杂志上。那时我以为中国的法制状况会越来越好，但事实并非如此。后来江平老师说中国的法制是进两步退一步，我也信了，可现在看到的却都是后退、后退。”

“这是共识”。那小伙子说：“所有有良心并且持中等以上智商的中国人都看得很明白，中国的法制是一日千里地倒退，离文革不远了。”

我说：“只有依法治国，才能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才能让共产党长治久安，为什么一些人要拼命地破坏法制，把法律边缘化，这不是要共产党的命吗？真不明白他们搞跨共产党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那小伙子说：“好处大着呢。没有法制他们可以把全体国民所有的资源和财产据为已有，可以把捞到的赃款存到外国银行，可以移民国外一走了之。他们所做的这一切，只有共产党彻底跨了，才没人去追究，就像前苏联跨台的后果一样。”

这时，江平老师发言了，他说：“中国律师要参加政治活动，我们要做到政治清明，就必须做到法制清明。王工早在88年就参加了政治活动，今天的律师更要参加政治活动，要关心国家的前途……中国终究会有一天，法律人要走向总统、走向主席的地位，这是中国法律制度的必然进步。”

那小伙子说：“这要等一百年吧。”

我说：“不一定，也许三十年、二十年，我们什么时候把法律放到首位，放到真正至上的位置，中国就有希望了。”

那小伙子说：“马克思说过：在民主国家里，法律是国王，在专制国家里，国王是法律。对照一下吧，我们是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

我说：“马克思还说过：法官的唯一上级就是法律。现在他们却让法院服从各级政府的领导。读了马克思的书，才知道我们离马克思主义有多远。”

这时又有人发言：“政法”的提法只有49年以后中国才有，人家的叫“法政”，把法律放在政府前面，我们叫“政法”把政府放在法律之上。

那小伙子说：“中国的法制还要靠王工、江平这样的老者去推动，这是中国法学界的悲哀。”

我说：“年轻的法学家患得患失，有的干脆跑到国外了，只有像江平、王工这样的老者，除了关心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之外，再无任何欲望，政府也不敢做得太过份，像对其他人一样把他们关起来。许多人到七十岁以后，可能也敢说话的，就像许多高官下台以后，反而能说些真话一样。”

轮着王力成律师发言了，他是当年王工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的“辽宁台安三律师案”的主角之一。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当年王工律师的大胆坚持，“台安三律师案”就得不到纠正。王工不仅是起草《律师法》倡导者，也是许多中国律师的恩人，在近三十年的中国律师蒙冤案中，几乎都少不了王工律师的奔走和呼号。

说话间，小伙子悄悄捅了我一下，对会议厅门口使了一下眼色说：“看见那两个人了吧，‘国宝’。”

我说：“不会吧？”

那小伙子说：“在北京，所有这样非官的集会，都会有他们的身影。”

我说：“太夸张了吧？那不成了‘警察国家’了吗？”

小伙子说：“他们就像盖世太保，无处不在。本来在这次会议上是要把王工的那本书拿出来发给大家的，可刚才接到了有关方面的通知，又不让发了。”

我问：“什么书？是王工老师的文集吗？”

小伙子说：“其实都是公开发表过的文章汇编，但二十年前，甚至五年前可以发表的东西，今天却不让发表，这不是明摆着的倒退吗？

我说：“《历史的先声》收录的都是中共中央在六十多年前在自己的报纸上发表的社论和宣言，有关部门不也是不让出版吗？十八大以后可能会好一些。现在有些事，未必就是上面安排的，往往是下面的许多官儿怕犯‘错误’，让上面不高兴，或是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才处处谨小慎微的。”

那小伙子还想说什么，却听王力成律师在大声地说：“做人要堂堂正正，做律师要铁骨铮铮！”

台下响起一片雷鸣般的掌声。

我在想：我们的政府做事是不是也应该堂堂正正……

                         王工律师说“我要发言”
(转自周方勇律师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