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遭遇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绑架、非法拘禁

2008年7月26日，那个永远让人难忘的日子。

母亲的伤药已吃完，让我去一下医院配药。

正好那天中午长贵也打电话给我，说是朋友一起喝茶，需要借用一下我的贵宾卡。我想反正要去给母亲配药，顺便也可将卡带过去，于是在13：30左右出门，临走之际我还特意向窗外看了一眼，24小时监管的联防队员还在几个路口守着。

太阳炙烤大地，地面温度一定是超过了50度！又值午休时间，路上行人稀少。到大诸桥公交车站，在等待308路工交车的过程中，我忽然见到昨晚那辆无牌车辆在向我驶来，昨晚的那高个男子不知从哪冒出来在人行道上正向我靠近。我突感不妙，但为时已晚，说时迟，那时快，真的是一瞬间！他已经冲上前来反剪了我的双手，与此同时车上又冲出三男一女将我绑架强行塞进车子，我大声呼救的声音随着车子的启动和车门的关上外人无人听到。一切那么突然和迅速，前后只有几秒钟的时间！这是香港动作片里经常看到的镜头，如今却在我身上出现。

我绝对不会想到自己会在大白天遭到绑架！

一路上我再三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明，但回答我的却是呵斥！我的手机已在塞进车子时被他们抢走并关机。车子直奔中共杭州市西湖区委党校。

党校的操场边，有一招待所，我被七手八脚连拖带抬进一楼的104室。抬进去时我注意到走廊的入口处有扇大铁门，新安装的痕迹依稀可见，铁、木屑还残留在地上。在104的房间门口又单独安装有一扇铁门。——原来我成重刑犯了！

西湖区政法委办公室的张永年主任与周（音）科长两人快速将我的手提包内东西清点后装入一只档案袋内，上面签上保安班长朱洋洋的名字。张永年最凶狠，我稍有抗议的声音，他就大声呵斥我，还洋洋得意地以胜利者的口吻讥讽我：“你现在知道哭了？！你平常不是很会说吗？”转塘街道的一名女工作人员从我随身手提包里搜出我的身份证迅速塞进了她的口袋；然后任凭我怎么反抗，他们强行剥走了我穿着的内衣，鞋子连同发卡也一并带走了。

车上说一口三墩话的女人不是说到纪委去吗？我就多次提出要求见区纪委的人，无人理睬。

过来一名穿白大褂的男医生，要给我做检查，我心一惊，表示我身体一惯很好，不需要进行体检的，周科长立刻用电话在汇报“叶金娥不配合体检...”，听此话我感到莫名的恐惧。他们究竟想对我干什么？

牢房的门被重重地关上。没人来理你。早在房间等候的三个女保安用木椅顶住房门严加看管——就这样，我开始了奥运期间56天的地下黑监狱生活！

四、绝食抗议残虐的“学习班”

黑监狱的房间里本就有两张床铺，现另外添了一张小床；唯一的一扇窗户也是紧闭着，并拉上了窗帘，严严实实，与世隔绝。唯一可以得点外界消息的渠道是一台电视机。

为表示抗议，我从一进黑监狱就开始绝食、禁饮。

次日，腰部疼痛难忍，已感觉不能动弹。

晚上大约18：00-19：00之间，有“领导”进来审问我。此时我已经绝食近30小时。来人说是代表西湖区委、区政府。我要求他们亮明身份，既然是代表区委区政府的，更有理由公开自己的身份证明，但是他们始终不肯说，更不肯出示什么有效证件，只说是西湖区委党校的负责人（后来得知是西湖区委政法委领导，姓朱）。

我记得当时我问了三个问题：1、为何要采取绑架的手段将我非法关押？你们有什么权力这么做？2、是否有拘留证、逮捕证或其它什么证？3、是否在24小时之内通知家属，因为我家人还不知道我是否还活着？朱表示，没有人绑架我，是他们请我进来的，是培训班；也没有人要关我，因此没有拘留证的，还说我是自由的；他们已经通知了我家人。（回家后得知我家人根本不知道，以为我失踪了。几天后才有村干部告知我去学习了，一切都好，至于学习地点不清楚）

审问的内容：2008年的7月2日是否去省政府上访了？网上有我的名字，是怎么回事？我觉得惊讶，“上访我去了。不止7月2日，7月16日省公安厅厅长大接访我也去了，还受到了厅长的接待。难道上访犯法了吗？”对于网上有我的名字，我有点云里雾里，问他们能否告知刊登了什么内容？因为那时我还没有开通自己的博客，很少上网。

他说，7月2日那天省政府信访办还有其他地区被强拆户也有去上访的，这肯定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我告诉他，我们共去了5个人，受到了接待（西湖区、转塘街道信访部门的人也坐在一起听），别人去否无关我事！上访是每个公民向各级人民政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自己诉求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打击报复信访人。省政府信访的大门为人民闯开着，每天都有那么多的冤民上访，难道他们都是预先说好的？国务院信访办大门口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访人员排着长龙，其中也有很多房屋被强拆的上访人员，难道他们也是有组织预谋的？如果按照他的思维逻辑，省政府和省公安厅就是组织实施上访的了？因为在省公安厅厅长大接访时，我还遇到了其他地区更多的被强拆户,他们都是看到了公安厅发布的《公告》才从全省各地赶过来的。

真是极度无理、莫名其妙的审问！

几天不吃不喝，故连厕所都没上一趟。别说洗刷了。第一次如厕，好象已经是第三天了，尿液呈红色，我以为小便出血了，但是没地方去化验。人一下子急剧消瘦，稍事一动就心慌气促。

每天都有医生来测血压、脉搏。因为我一直没有进食，高医生每天都要来劝我多少喝一点吧......

我的心率在一天天加快和变化。

期间也有自称是西湖区妇联的两位领导来看望我，喂我喝汤，让我第一次感受到妇联的温暖——又一次大受感动！可惜因为当时人昏昏沉沉地，头疼得厉害，眼睛也不太张得开。现在已记不清她们的音容笑貌，只依稀记得一个姓王，模模糊糊感觉她长得非常漂亮，一个与我同姓，姓叶。我还记得当时曾拜托这两位领导帮忙捎个信息给我们的区委郑荣胜书记，我想去区政府面见他，找我们党的领导反映反映，问问是否真的是区委郑书记下命令将我关押起来的。但是最后没有任何回音。

约在第5天的傍晚，我已呈昏睡状态。转塘街道的四个女管事与保安班长朱洋洋等端来蛋花汤给我强行灌食，我还是坚决不吃，“士可杀，不可辱！还我自由！”的信念始终占据了我的头脑。我依稀记得打翻的蛋花汤溅到了其中一个女管事身上，好象是在街道计生部门工作的丽萍的连衣裙上。

8月1日是建军节。

那天高医生带来三个全副武装的医生，只露出一双眼睛，说是给我插胃管进行鼻饲。我的神智突然清醒起来，鼻饲？在医院里是一般是对昏迷病人使用的将胃管自鼻孔插入胃内，从管内灌注饮食。我怎么可能受得了？两个保安与西湖区城管执法局的两名女工作人员（后来得知她们在这里的称呼是“帮教”）一起将我从床上拖起，坐在椅子上。我抱着宁死不屈的态度，任由他们折腾我。然而没想到的是，在鼻孔用碘酊消毒后，男医生钳着一次性胃管从我鼻孔里插进去时，我疼得整个人都直起来，绝叫了，声音一定撕心裂肺！我实在受不了这样的折磨，极叫“救命！”“啊——！...他们立即关上了窗户，使得外面无人听到我的呼救声。本来也是，高大的围墙加铁丝电网的外面，好象是一个洗车店，没有什么人，但是如若真的听到了，也是无人会来解救我——这是在区委党校里啊！

我使出全身力气迸出一句：“你们...！你们简直是黑太阳731”！

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两个捏紧我手腕的女保安与按住我双脚的城管都别过头去了，我想她们可能也是不愿看到我极其痛苦的样子吧？而且一名女保安的眼中也闪着泪花。我十分清楚地感觉到那名城管的双手在颤抖。

因胃管的刺激，我鼻子出血了。

我想，要他们放我回去已是不可能，但我已实在受不了这样的折磨，勉强同意喝点流质。医生们全部撤离。

那个星期，几乎没有人来打搅我。除了睡，早晚洗漱外，还是睡，即使不睡也是躺在床上，牢门是绝不允许踏出半步的。

后来我才知道被拘留的吕银富、袁法明，被骗去“谈话”的沈炳炎、被“接访”失踪的何爱娣、缪菊娣等都已经先我一步关押于此，最早的是7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