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巴黎，有一个地方是深入了解法国而必须要去的，这个地方叫：“先贤祠” ，位于巴黎市中心塞纳河左岸的拉丁区，于1791年建成，是永久纪念法国历史名人的圣殿。离欧前的最后一个观察点就放在了这里。

       先贤祠原是路易十五时代建成的圣·热内维耶瓦教堂，1791年，法国大革命时的权力机构“国民公会”决定把它改做纪念堂，用以安葬先贤伟人。因此今天所看到的先贤祠大门正面，门楣上仍镌刻着几个大字，“伟大人物，祖国感恩”。下面的柱廊是表现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浮雕。厅内，墙壁上和穹顶的油画不再完全是宗教内容，而主要描绘的是法兰西重大历史事件。正中本该是供奉耶稣的位置矗立着一组“国民公会”大型群雕。

       先贤祠之所以出名，除了里面安葬着伏尔泰、卢梭、维克多·雨果、爱弥尔·左拉、马塞兰·贝托洛、让·饶勒斯、柏辽兹、安德烈·马尔罗、居里夫妇和大仲马等等赫赫有名的人物外，还有一句名言与这里有关：  “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这是一句流传很广的一句话，其出处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十八世纪时，国王路易十五穷奢极欲，挥霍无度，针对人们的规劝，他说了一句千古名言，“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几个字就把路易十五当时的不可一世，飞扬跋扈和刚愎自用表达得淋漓尽致。1744年，路易十五生了一场重病，命在旦夕，感到了恐惧，病中便祈求巴黎的保护神圣吉纳维夫保佑，并且许愿，如果活过来，一定建造一座更加宏伟的教堂供奉她，以感谢上帝、感谢她。真的出现了奇迹，他活过来了。1764年，路易十五为这座教堂奠基，但他终于没有万寿无疆，1774年身亡后不久，滔天的洪水终于澎湃而来。1790年教堂竣工，而法国大革命已经如火如荼，路易十六全家很快就要被杀头，到处都在杀教士、毁教堂，圣吉纳维夫的骨灰也被抛进了塞纳河。。

       圣吉纳维夫是公元512年时，曾经领导人民抗击外族侵略，拯救了巴黎的一位女青年，死后，吉纳维夫被奉为巴黎的保护神，又被教会封为圣人。

      第二种说法是说这句话真正原创者是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夫人，而且其法文原话直接翻译过来应该是：“我们死后，将会洪水滔天”。这位贵妇人靠着国王，挥金如土，民怨甚大。其原话“我们死后，将会洪水滔天”流传到中国变成了“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似乎更符合其性格。

        第三种说法是说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在阐述自己经济想法的时候说的。哈耶克认为，量化宽松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会让经济崩溃，终有一代人要付出惨痛代价。凯恩斯则正相反，他认为一旦经济低迷，政府就应该量化宽松。有人问他这样做会不会导致以后经济出现崩溃，他回答，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法国的史学界基本认可第一种说法。从国民公会决定把它从教堂改为存放国家名人骨灰的祠堂（先贤祠）后，随着政权的变更又经过几次反复，直到第三共和国时期，从安放雨果骨灰开始，再度改成国家名人祠墓，并保持至今。

       法国人对于入葬者的选择非常严格，甚至于苛刻，真正是宁缺勿滥。今天，先贤祠的所有入葬者都经过了长期的历史检验，伟人们往往都是逝世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后才迁葬进来。而在大革命中匆匆入葬的革命先贤，往往经不住历史的检验，又被迁往他处安身。法兰西有着辉煌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而代表着这样历史文化的伟人自然是群星璀璨，可先贤祠至今入葬的只有七十二人.最新迁入先贤祠地宫的，是大仲马。法国伟人的标准，不仅仅是有卓越的艺术建树，更重要的是他对国家民族的思想贡献。雨果和左拉墓室前的文字介绍，主要讲的也是他们反对专制、争取自由的斗争，而不是他们的文学建树。

       与伟人精神相反的负面典型是路易十五，他的豪言壮语“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流传甚广。作为最高统治者，路易十五对国事兴趣寥寥，但在声色犬马方面却精力旺盛。他追求的在国王任上醉生梦死，而不顾江山社稷、黎民百姓，最终却是死无葬身之地。

       在先贤祠的地宫里，伏尔泰和卢梭安葬在整个墓群中心的位置。生前，他们两人有的观点不同，总是争吵不休。生后，两人都被尊为大革命的精神先驱，葬在一处。伏尔泰的棺木上镌刻着：“诗人、历史学家、哲学家，它拓展了人类精神，他使人类懂得，精神应该是自由的。”而隔着走廊，与伏尔泰相对而立，卢梭的棺木外形设计成为乡村小寺庙模样。从正面看，庙门微微开启，从门缝里伸出一只手来，手中擎着一支熊熊燃烧的火炬，象征着卢梭的思想点燃了法国大革命的燎原烈火。

       我在先贤祠前的台阶上，喂着鸽子，想了很多。

       卢梭的社会契约和主权在民思想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的立国思想，也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立国思想。我们国家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然后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直接向共产主义理地迈入，缺少思想启蒙阶段，以致许多当权者缺少对于社会契约和主权在民思想的基本了解。文革后搞改革开放，才知道我们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需补上市场经济这一课。

       虽然卢梭的社会契约和主权在民思想是我们国家的治国理念和立法指导思想的渊源之一，但实际上，近些年来思想领域十分混乱，教育和考察干部经常使用的还是历史传统中的清官能吏的要求，还是停留在强调“先天下之忧而忧”、“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封建士大夫的观念。这样的说教是苍白的，没有制度保障，清官能吏堕落为贪官酷吏是分分钟的事情。

       官员的财产公开等问题尚是禁区，舆论监督、司法监督依然步履维艰。一些官员，面对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以及信访中暴露的矛盾不是积极地予以实质性解决，而是击鼓传花，甚至抱团作假，以致小事变成大事。这里面是否有路易十五追求眼前享乐，“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的影响呢？

       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