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国庆长假期间，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城市发布网约车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从出租车到网约车，涉及不同方利益，看法不一很正常。作为一个经常使用网约车的法律人不止一次发表意见，个人的观点一直是我们必须用改革的方法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

       这次京津沪粤等城市拟出台办法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规定要以户口控制网约车服务。这个共同点给期盼户籍制度改革不断深入、尽快还公民迁徙权的人们当头一棒。

       “非本市户籍人口不可……”的口号与具体规定早已有之。 借此讲两个故事：一是2013年“非典”肆虐，北京几乎成了空城，是一个“用脚投票”的特例。期间，环北京的多个乡村以断路来封堵从北京逃离的“难民”，其查堵路人的标准是看是否持本地身份证。离北京较远的城乡则是对来自北京的人均视为“病毒携带者”予以隔离观察。

       二是2004年12月，不少北京司机陆续向媒体投诉一个雷同的经历：他们送人至河北承德一个死巷，被当地客运稽查员查扣，因参与“非法营运”而被“罚款3万元的行政处罚”，罚款的理由为：所驾驶车辆因从事非法出租营运经营活动，违反了公安部、建设部1997年63号令《城市出租汽车管理办法》第33条“营运车不得跨地区经营载客”的规定。

       上述两个故事告诉我们再牛逼的城市如果闭关锁国，限制所要享用的全部产品与服务只能由本市户籍人口提供，那么这个城市也将是一座死城。把这张“如果”的问题单子加长，人们将会看到不可思议的问题。

        为此，我们可以回顾北京人口迁徙的路线，出现人口大增有三次高潮。

       第一次是建国之初，北平变成北京，中央政府以及为中央政府服务的大批党政军人员及其家属进了北京城。

       第二次是一五计划期间，一批重大项目落户北京和为解决水源等问题，原属河北的一些地方划入北京，一大批工人、农民及家属进了北京城。

       第三次改革开放以来的人才流动，中央机关、央企、高新企业的扩编，一大批精英进了京。而此期间，北京的创业与就业空间空前放大，大批以打工者为主体的“北漂”即使蚁居也要呆在北京，使北京人口达到历史最高峰。

      十多年前，北京开始采取多种手段，尝试减少人口，虽然给“北漂”造成了巨大困难，引起了不少矛盾但“减人”效果不怎么样。以“户籍”作为社会管理的手段，不符合依法治国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如果将“减人”作为目标，仅用一招便可致胜，那就是将中央政府迁往他处即可。只是中央政府迁出，北京就不是北京，回到了北平。

       既然北京仍然是首都，什么是“首都功能”，什么是“非首都功能”？就需要认真思考。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在改革与开放的拉动下，社会从国家计划体制中解放出来，三十多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就在于逐步打破了原来的计划体制，使许多国民“用脚投票”在不同单位、不同地区之间自由流动，从单位人变成社会人。

       “用脚投票”一词来源于股市，与“用手投票”相对应。“用手投票”状态下，在股份公司中，产权是明晰的，投资者以其投入资本的比重，参与公司的利润分配，享有所有者权益；以其股权比重，通过公司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参与公司的重要决策，其中包括选择经理层。反之，投资者还拥有另一种选择权，即选择离开即“用脚投票”，卖掉其持有的公司股票。

      “用脚投票”成为法律和社会概念，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蒂伯特（Charles Tiebout）提出：“在人口流动不受限制、存在大量辖区政府、各辖区政府税收体制相同、辖区间无利益外溢、信息完备等假设条件下，由于各辖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组合不尽相同，所以各地居民可以根据各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的组合，来自由选择那些最能满足自己偏好的地方定居。居民们可以从不能满足其偏好的地区迁出，而迁入可以满足其偏好的地区居住。形象地说，居民们通过“用脚投票”，在选择能满足其偏好的公共产品与税负的组合时，展现了其偏好并作出了选择哪个政府的决定。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用脚投票”这一词已经广泛的运用于其它的领域。“用脚投票”，是指资本、人才、技术流向能够提供更加优越的公共服务的行政区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政策壁垒的消失，“用脚投票”挑选的是那些能够满足自身需求的环境，这会影响着政府的绩效，尤其是经济绩效。它对各级各类行政主体的政府管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推动着政府管理的变革。

       综上所述 “用脚投票”是社会规律，只有遵循，不可违背。 近些年来，总是有那么一些人迷信权力的力量，似乎权力可以永远地制约一切权利。其实千百年来的历史证明，个人在规律包括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面前是那么的渺小。中国曾经有几十年盛行计划经济，而三十多年前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正是为了削弱计划的暴力，这是历史的必然。“网约车”是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中的新生事物，对其规范当然要依据法律和市场规律进行。因此网约车的争论正是计划体制与市场经济的碰撞，其未来我们可以预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