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频频有记者从北京市有关部门获悉：首都正以“加快城市化吸纳一批、农村城镇化聚集一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提升一批”的形式，分层次推进城镇化建设。未来5年，北京将有约85万农民纳入中心城、中心城外围及远郊新城的规划范围，转型成为新型市民；将有115万农民进入乡镇中心规划区，享受城镇化发展成果。

上述农民变“市民”的新闻其实是一个严重的常识性错误，其背后暴露出我们一些官员缺乏法律和社会学的基本常识。何为农民？何为市民？是一个在一五普法就已经解决的问题。

农民，是指长时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谷梁传·成公元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 范宁 注：“农民，播殖耕稼者。” 北齐 颜之推 《颜氏家训·勉学》：“人生在世，会当有业，农民则计量耕稼，商贾则讨论货贿”。可见无论户口在何处，只要长时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均为农民。北京会在未来5年将在京郊长时期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转为市民吗？如果能，我是一定支持这一打破户口壁垒的举措的。可惜，是个错误的传说。北京市有关部门说的“农民”的本意是有北京户口的又有土地的村民。如果某人没有北京户口，虽然在北京长时期从事农业生产，一定不在这次所说的转为“市民”之列。

何为市民？现行制度说的市民，又称城市居民，通常是指具有城市有效户籍的人。我们虽然住在于北京市区，但因为没有北京户口就享受不到那些依附于北京户口上的优惠待遇，所以是北漂，算不得北京市民。而那些有北京户口的又有土地的村民本来就是北京市民，不存在转变的问题。

当然，这里又有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居民。现行制度是指有北京城区户口的居民。而居民的本意是居住在某一地区的人。由此可见北京市有关部门要说的是将百万村民转为居民，其目的是占有这些农村土地变为建设用地的红利，决不是大发慈悲将农民变“居民”。可见普法的重点对象应当是公仆。

这里需要明白的是，过去我们国家为了巩固政权，加强对社会的控制，沿袭了世界上少有的户籍制度。因此没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缩小三大差别的要求去实现城乡平等。改革开放以来，三大差别越来越大。到了21世纪，这个三大差别则与时俱进的畸形发展到违背基本常识的地步。其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被官僚与草民的差别所取代。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也有了一些新的特点，其背后是土地财政的威力无比。农民变“居民”带来拆迁，带来房产的刚性需求，房价上涨是看得见的。

令人揪心的还有，无论城市居民还是农村村民，碰到土地财政，其房屋田地的权利均是风中之絮，难有定论。而作为共和国公民应有的自由迁徙和居住权在户籍制度面前，则是水中之月，好看而已。这个状况何时会改变呢？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