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客观原因。

        拆迁年度报告的第二部分，是公布中国征收拆迁十大典型案例与评析。今年的典型案例中有超过一半是血案即拆迁引起的流血伤亡案件。这类案件的发布需要证据十分充分，情况确实才行。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由于国内的媒体这两年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致使信息源较少。过去的拆迁，只要发生了暴力冲突，或者是引起影响比较大的情况，媒体都能及时的跟踪的报道。像新京报、京华时报、南都、华夏时报、中青、北青等等都能及时公开报道。我在撰写报告时就可以援引媒体的公开报道。

        在2017年这方面就受到了一定限制，主流媒体纸面媒体报道困难，网络新媒体报道像澎湃新闻等等也受到了一定限制，大部分拆迁血案没有持续的报道，甚至一开始就被封锁。比如2017年4月13日上海发生因拆迁违引起的枪击案，一死三伤且伤者被警方控制。除了警方的最早发布的那点信息之外，之后就再没有媒体公开报道。我们是由于我们律师事务所朱孝顶等律师接受伤者家属的委托担任伤者的辩护人之后，我们才知道这个案子的准确信息。再后来由于某种原因，当事人解除了对外地律师的委托，改为委托上海本地律师，再次实现该案消息的封锁。十分遗憾的是上海本地律师接受委托保持静默，之后没有消息提供出来，这已经是2018年的三月份的事情了。我们必须关注这个情况，希望有更一步的结果出来写进报告公布。正因为如此，拖了不少时间。

        又比如郑州的曹春生案件发生时间是2017年的九月，当年底就已经起诉到法院了。但是从曹春生被抓后到起诉，媒体上对该案也没有任何消息。只是检察院在他的网站上公布了一下起诉的消息。我们想既然起诉了就等开庭吧，但是开庭的消息也没有见诸于媒体报道。好在是北京有两位律师作为曹春生的辩护人参加了庭审，我们才了解到案件的一些情况并予以核实。这个案子需要核实的是曹春生为什么会采取那么激烈的行动伤害拆迁办的人？通过庭审，核实了确实是因拆迁矛盾引发的血案这个基本事实，所以我们才能把它写到报告当中。而这个开庭的时候已经是2018年的四月份了。

        第二，主观情况。

       我在撰写这个报告的过程当中，从2017年十一月份开始准备，到今年春节长假结束，已经完成了框架和大部分文字，但我没有办法杀青，以完成这个报告予以发布。主要原因在于我的心理上有一个巨大的障碍。

        2017年我总结中国拆迁的特点是三句话：拆迁的动力更旺；暴力手段更剧；被拆迁人维权更难。尤其是十大典型案例候选名单出来时，我的心里感觉十分不好，似乎看不到我们国家依法治国的阳光照耀到拆迁领域的一点希望。作为学者需要冷静的分析情况，我不能把这种悲观情绪，把这么一个充滿绝望的报告提供给社会。担心可能带来误读，引起社会更多人的绝望。就在这犹豫当中，五月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2017年的拆迁典型案例共八个。在这些典型案例，虽然量不大，激烈程度和我们在报告中提起的十大典型案例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但是我从中看到了希望。八个典型案例中，有半数以上是原告胜诉，也就是政府败诉。

        过去长期以来到目前为止，最高法院日常发布的那些裁判案例，基本上都是原告败诉，不是驳回原告的起诉或者是再审申请就是最终判决原告败诉政府胜诉。这种情况显然不符合当前拆迁领域矛盾的真实的情况。我一直讲一个观点，中国拆迁领域的矛盾这么激烈，主要的责任在有关政府，而不是在被征收人被拆迁人。而最高法院的判例，如果一如既往的宣传原告败诉，政府胜诉，第一不符合实际情况，第二是给社会带来一种误导，民众会认为民告官难而且完全没有希望。当五月份最高法院这个八个典型案例正式的发布之后，我感到了一种希望，所以我把这八个典型案例写入“期望2018年”，也就是拆迁年度报告的第三部分所分析的，能给民众与希望，希望依法维权成为主流，推动中国法制进程，构建法治的和谐社会。

       6月1日，我把这个报告在自媒体上发布后，得到了很多媒体朋友的关注。虽然也出现了一些封杀比如说删帖的情况。但总体上讲这个报告还是突破封杀，让社会看到了关注到了在时下的中国，拆迁问题是社会矛盾的主要源头之一。我们无法不去看不去听拆迁领域的问题，也无法当聋子瞎子哑巴。

        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承担起社会责任，我们有义务把一个民主的法治的和谐的社会留给我们的后代。这是我写这个报告的初衷和希望。按照往年的惯例，中国拆迁年度报告的发布是需要开一个新闻发布会来把这个报告隆重的推向社会。考虑到今年的特殊情况，而且是六月初是特殊的时期，不宜搞大型活动，所以我犹豫再三还是决定先用我的自媒体把它发出来能够引起大家关注，防止胎死腹中的悲剧。

        《2017中国拆迁年度报告》后，有的媒体转发了，但被封杀了。对此，我深深地表示遗憾。同时，深深地感谢朋友们的支持，希望朋友们继续关注中国拆迁这个社会矛盾的热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