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宪法在2004年就明确了人权条款。宪法第三十三条　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然而，血拆是以剥夺公民的财产权为目的，以侵害公民的人权为极端方式。不能回避的是，这类侵害公民人权的行为多数是由尊重和保障人权义务的国家机器实施的。所以，研究“血拆”，如果仅看到刀光剑影是不够的。我们无法回避一些地方使用专政工具对被拆迁人的几乎没有人性的残酷迫害。我在我的博客里已经向朋友们推荐一位女党员的“双规”回忆录。http://t.cn/beFMe

    双规，本来是对付共产党内的腐败分子的手段，却被法西斯化了。而类似于双规的“法制学习班”等等方式巧立名目都是以侵害公民的人权为极端方式实现订立不平等的《拆迁补偿协议》来剥夺公民的财产权。始作俑者是谁呢？在此，我将媒体的有关报道引证如下，供朋友们参考。

1．http://media.163.com/04/1220/09/181M3JHU0014185V.html

  沭阳“强制拆迁”再调查：与民争利的执政陷阱

   http://media.163.com　2004-12-20 09:33:34　来源: 中国经营报

历史的每个过程往往惊人的重复，却不一定有着重复的结局。

四年前，江苏沭阳送走了以“强制拆迁”而闻名的县委书记仇和；时隔三年半，湖南嘉禾效法沭阳“经验”的周余武也告别了当地一把手的位子。所不同的是，一位是升迁，一位是撤职。

当人们在谈论沭阳和嘉禾的迥异遭遇时，往往喜欢把这两个不同地域、不同年代的政治景观混为一谈并上升为纯学术的论争。其实，如果说仇和的升迁给嘉禾的追随者留下了执政陷阱的话，那么他留给沭阳继任者的又何尝不是呢？

１２月初某报一篇《宿迁对“三假评估”进行调查》的报道，让远在江苏沭阳县的众多被拆迁户如获至宝，他们小心翼翼地将报纸上的内容剪下，并复印了好几份以作为日后维权的证据。

报道中提到的早在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４日就被注销的一家公司，竟然在两个多月后被沭阳县政府挑选来作为拆迁评估单位。更为滑稽的是，该公司还在一个多月后煞有其事地开具了拆迁评估报告。随后没几个月，他们居住了几十年的房子就被县政府“合法”地强制拆迁了。

事情就发生在湖南嘉禾事件被国家查处的同时，而且如今强制拆迁仍在进行。“我们正在搜集材料准备集体诉讼，仇和走后现在的沭阳比嘉禾还变本加厉！”１２月１４日，一位被拆迁户在电话里对曾经到访的记者说。

被镂空的权力“天花板”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２０日晚，记者赶到了沭阳——这个因为“强制拆迁”而闻名全国的地方。四年前，兼任沭阳县委书记的仇和正式离开沭阳，担任宿迁市市长。当时曾追随他执行“拆迁新政”的一些官员并没有离去，新的领导班子继续推行着这一政策。

一段偷偷拍录的数码影像向记者展示了今年５月这一“大跃进”式运动的真实图景：几辆警车一字排开在拆迁地带路边，一支包括拆迁办公室干部、居委会街道干部以及公安警察在内的几十人队伍，正在挨家挨户地拆门卸窗、搬箱挪柜，随后由两台庞大的挖土机实施推倒作业，现场烟尘瘴天，整个过程持续了将近两个多小时……

“作为县委书记，在当前的体制之内，无疑具有实质性的权力。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他在一定程度上拥有着全县的决策权力。”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此前在关于“仇和”现象的讨论中这样评价道。

不过即使是一把手的权力，在遇到公民的法律维权时，也应该有它的“天花板”效应。然而在沭阳，这样的“天花板”被镂空了。

４月下旬，数位被拆迁户就拆迁补偿和安置问题，向沭阳县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矛头直指负责拆迁工作的县建设局所下发的强制拆迁裁决，要求提高补偿标准。

淮安市楚平鸣律师事务所主任吴耀中担任了原告的辩护律师，在他看来，这应该是一场必赢的官司，“这是典型的公权力侵犯公民财产权的案件，有必要对这种膨胀的权力实施行政制约！”。就连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宿迁中院”）的咨询人员在了解到这个案件之后，也给出了“原告应该胜诉”的意见。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场“民告官”最终判被拆迁户败诉。

紧接着，被拆迁户们上诉到宿迁中院，奇怪的事情又发生了，这次原本两个月之内就应该下的判决被延迟到四个月。就在被延迟期间的５月中旬，县建设局的强制拆迁裁决被执行了，两位原告的房子随同其他拆迁户一起被扒倒。

当地坊间传闻：身兼县政法委书记和县委常委的法院院长，原本打算依法判原告胜诉的，但在县里一把手的思想工作之下，考虑到判胜诉可能对整体拆迁工作带来的“不利引导”和“消极影响”后，做出了有利于政府的判决。

记者后来在一份书记办公纪要中看到，县委为加强对拆迁工作的领导，早在３月８日就专门设立了城区拆迁工作指挥部，县法院院长作为成员之一，接受县长担任的总指挥的领导。而在另一份国家建设部对群众上访反映“沭阳县２００４年拆迁违规”的批复中，也有着这样一句话：“（沭阳县）法院院长充当拆迁指挥，强制拆迁手法比嘉禾县更有甚之……”

与民争利的执政陷阱

城区面积只有３０平方公里的沭阳，在不足１０３平方公里的规划控制区内辗转腾挪。据县国土资源局的资料显示，仅２００４年计划挂牌出让的国有土地就达到２７块，超过２０００亩，占规划控制面积的１／５，其中在城区范围内的出让土地甚至超过了这个比例。

“以前沭阳进行拆迁时，未拆迁的‘毛地’价格极低，几乎都是送给开发商的。但仇和有个条件，就是开发商要负责拆迁户的就地安置工作。”一位曾参与拆迁工作的基层干部向记者透露，正是这一点，为被拆迁户赢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他赢得了民心。

资料显示，１９９７年至１９９９年全国物价低迷，沭阳城每平方米建筑成本仅４００多元，乡镇仅为２５０元。而如今沭阳城的房产价格涨到了９００元／平方米，乡镇则涨到了３００多元。当初的被拆迁户现在基本上都能得到就地安置，并因此而获利上万元。

不过，也正是这个原因无形中为后来的决策者设置了一个拆迁的成本门槛。

“由于现在出卖的是‘净地’而非‘毛地’，即全部拆迁完成后的空白地。所以拆迁安置的工作，与开发商无关，完全成了政府的事情。”这位干部分析说，县政府一次性收取开发商的费用，然后划出一部分用于拆迁安置工作，最后能赚钱还是会赔钱全都在这本账上了，所以政府需要尽量地压缩拆迁成本。

以沭阳拆迁最棘手的金三角和紫藤花园地段为例，拥有２７０多户１００多亩的土地，成交价为５０００多万元，这些钱并不都能为县政府所得，除去一些税费缴讫，剩下的大头还在于无法准确估量的拆迁补偿费用。

宿迁市曾有规定，拆迁补偿价应与二手房市场交易价格相当，一般是商品零售房的６０％～７０％。如果按照市场价格来计算这一补偿标准，政府是必亏无疑了。

然而按照沭阳县颁布的“７８号文”和“５０号文”来执行的补偿标准却让这两个地段的补偿房价一下子降到３００元～６００元／平方米。对于当地的被拆迁户来说，平均每户能够拿到的货币补偿不超过１０万元，这些钱在沭阳县城内同样的地段很难再找到一间超过１００平方米的房子，因为这里新建商品房价格通常都在１２００～１６００元／平方米。

将土地实际面积在公告里打折也是降低成本的办法。沭阳县城东的迎宾花园地段实际集体土地面积为３４３亩，其中菜地５０亩，其他为住宅，但拍卖公告上只有２７２亩，多出的几十亩折合１０００多万元。“集体土地转为国有时没给菜农相应补偿费，是因为政府没有想到从开发商手里拿到这些钱，还是别的原因？谁也说不清。”这位该地段被拆迁户一脸的无奈。

“县委一把手曾经说过：卖地现在是沭阳惟一的财政收入。”前述基层干部告诉记者。因此，国家虽然严禁拆迁费用“大包干”和干预拆迁补偿标准，但在沭阳这早已是见怪不怪了。

政策观转变的现实代价

仇和在２００４年２月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曾表示，如果承认现状的话，能不能用人治来推动法治，用不民主的方式来推进民主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也许并不是件轻松的事情。

今年６月１日，国务院办公厅专门下发了《关于控制城镇房屋拆迁规模严格拆迁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规定政府必须与所属拆迁公司和拆迁人脱钩，实行“拆管分离”，以防止腐败滋生。

然而记者从沭阳金三角和紫藤花园这两个地段的房屋拆迁公告上看到，两个分别名为“正大”和“顺达”的房屋拆迁有限公司，竟然都位于公园路２４号——沭阳县拆迁管理办公室的所在地。而且，拆迁工作人员的名单里也处处隐现居委会干部、工作人员甚至拆迁办主任的姓名。

据了解，为了实现沭阳县委办公会议上对拆迁工作定的时间表，县里各个部门的工作重心都开始围绕着“拆迁”而转动。为此，县政府专门制作了一个名单——ＸＸ系统“金三角”拆迁户包保责任制，用来为拆迁服务。因为没有签订拆迁协议，有些被拆迁户的同事、亲属甚至被“株连”停班停职达一个多月。就连机关领导也无法置身事外，甚至需要每天交罚金来“弥补过错”。

这仅仅是冰山一角。采访期间，被拆迁户数次将记者带到一家名为“西城门旅社”的四层小楼，“这就是沭阳干部常说的‘黄色第二监狱’。以前是逼人在拆迁协议上签字的‘学习班’，现在专门关押去过北京上访的人。”据记者调查，仅金三角和紫藤花园地段，自２００４年３月到１０月就有３０多人被非法拘留。在这些装有铁栅栏门的房间里，有些被拆迁户最长待过一个多月。

“公民的利益诉求成为领导者风险的时候，通常被想到的并不是疏导。”一位当地的官员透露，沭阳县每年花在派员去北京拦截上访者并载其返乡的费用，就达到了数百万元。

从仇和离任沭阳到现在已经将近四年了，沭阳强大的政策惯性并没有任何“刹车”的痕迹。经历了湖南嘉禾事件之后，是什么力量令沭阳能够在舆论的风潮中独善其身？

“一种政策观能在某个地区取得执政效果，必然有自身的特点。但当这种观念生根发芽之后，想要改变它恐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对记者说。尤其重要的是，当前任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还存在并决定着官员的命运前途之时，转变政策观的政治风险无疑加大了。

作者：胡家源

2．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11-01/12/content_21719350_2.htm

法人杂志封面文章：江苏沭阳圈地大跃进

在为数众多的假大空招商项目进驻20平方公里的沭阳经济开发区之后，这个苏北人口大县又在策划新的圈地“大跃进”。其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后果也随之显现：大量失地农民无法顺利进城，怨声载道，而征用的耕地良田却正在大片的闲置、荒芜。

“那些政府官员每天忙着圈地，没人关心我们这些村民的死活。”村民徐山(化名)说。站在一个长满荒草的工厂门前，徐山在寒风中显得悲伤而又无助。

徐山告诉《法人》记者，村民的耕地在沭阳这个地方卖得特别轻贱，一亩上好的农田，最高价格不过一万七千元！只相当于二十几条“苏烟”或“软中华”。这个价码，还包括了一笔“青苗款”，如果征收时土地上没有种植作物，价格还得减去六七百元。之所以拿“苏烟”和“软中华”作参照，是因为它们是当地官员和投资商们的日常消费品种。如此算来，一个瘾头中等的烟客，一年即可消灭一两亩基本农田。

然而，面对《法人》记者的一位政府官员的说辞则与村民大相径庭：“我们的政策在全国都是最好的，比苏南的苏州还要好；这些失地农民，都是招商引资的受益者，他们洗脚进城，马上就能住上漂亮的楼房了。”这位官员还给记者算了一笔帐，农民的土地，再加上旧房子的折价，足以置换回一套崭新的楼房来；顶不济，再搭上两三万元的存款，在现在这个社会，谁家拿不出几万块钱来？政府对农民是如此优惠，地算钱，旧房子算钱，而买房子的时候又大大优惠：市场价格两千多元的楼房，给回迁户的价格才一千左右，这样的好事，到哪里找去？

在被迫“上楼”之前，很多失地农民住在寒风凛冽的河堤上

《法人》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沭阳官方如此之“好”的政策，私底下却受到了失地农民的憎恨和咒骂。

在沭阳开发区内“桃园路”路边，在杨店大沟南和乡界河两岸，在一些肮脏不堪的河边堤上，《法人》记者采访了这些官员眼中的“幸运儿”。他们都是在等待“上楼”的村民，因舍不得花钱租房并不愿意投亲靠友，用旧木板搭成了一个个四面透风的“家”。看着这一排排破败的“房子”、肮脏的环境，再看看老乡们破旧的被褥、褴缕的衣衫，恍如时光倒流，回到解放前甚至更早的时代。如果哪个导演要拍摄反映农民困苦的影视剧，相信到这些地方取景是个不错的选择。就是这种夏天格外热、冬天分外冷的“家”，他们已经住了两个冬夏。奇怪的是，当《法人》记者要拍照时，竟多次遇到阻拦。原来，他们有的是要面子，怕这种样子太给自家丢脸；还有的是怕照片流传出去，引起官员的注意，住不成这免费的“房子”。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因“影响市容”，有人多次来驱赶过他们。

《法人》记者采访了沭城镇原仁香、塘坊、长庄等多个村的失地农民。这些马上就要洗脚上楼的“新市民”，竟然没有一个人表现出哪怕一丝的欣喜。他们反映的共同问题是：老房子拆了，粮田被开发了，光是买回拆迁安置的毛坯房，大都已经倾家荡产了，以后的生活怎么办？明年就要搬新家，新房子拿什么装修？菜价、粮价、油价这么贵、而且恐怕以后会越来越贵，往后吃什么？喝西北风吗？即使人可以靠喝西北风生活，可西北风能每天都刮吗？还有，听说新楼房每月都要什么物业费，我们拿什么来交？

他们的反映，并不完全是哭穷。

仁香村周庄组的周某给《法人》记者算了一笔帐。他家共有6口人，12亩地。每亩地的补偿款加上青苗款为14700元，总共应得17万多元。原来的老宅子160平方米，也能补将近十万元。乍看起来，钱并不少。老周有两个儿子，都已结婚，按说需要3套房子才够住。但他们只能要得起两套。就是这两套房子，购房加装修，就得把卖地款和老宅的补偿搭进去。

老周家还算是耕地较多的幸运户。

塘坊村的老乔，今年52岁，儿子一家3口，加上他夫妻俩和女儿，6口人只有5亩地。按每亩16300的补偿，总共补了8万来块钱。他家要了两套房子，各60几平方米，不算装修，仅购买毛坯房一项，就要花去十几万元。“当官的赶我们走，叫我们去租房。你说我们敢花钱吗？你说我们有钱花吗？”老乔红滋滋地瞪着双眼，直直地看着记者，愤怒地发问。

“地收走了，宅基地收走了，都换成了楼房，除了毛坯房，我们什么也没有了，咱农民最后一滴油水被榨净了。以后再也不用惦记我们了。”另一个穿着破烂夹克的中年男子补充道。

土地补偿款迟迟不到位，村民愤而上访，却被抓进“维稳学习班”惨遭毒打

中国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城市化，在这场变革中，许多近郊农民因为土地升值而成为受益者。但沭阳县城的近郊农民，却与城市化的好处无缘。在《法人》记者采访时，当问及村名、姓名时，一些人竟称自己是“倒霉村、倒霉户”，那语气和眼神，令人为之心悸。

如此之少的土地补偿，还被视为唐僧肉，部分人对其上下其手，大量截留；农民愤而上访。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上访人却惨遭殴打。

在以极其低廉的价格“买断”农民的基本农田之后，卖地款是否足额到了农民手中？其中有没有“跑冒滴漏”？有没有被大小官员截留、挪用、贪占？

沭城镇长庄村(现改为社区)的情况，或许可让人“管中窥豹”。

按村民们的反映，村干部的侵占腐败行为极其严重！为此，他们不断写信上访。但令人震惊的是，涉嫌贪腐的没有受到调查，上访者却遭到残酷殴打！殴打是在官方的“维稳”名义下进行的，施暴者还给他们戴上了头套！这使得他们倍感心碎和绝望。

其实，他们上访的原因都不是因为该县的土地违法，甚至也不是耕地征收补偿标准太低。用他们的话说，他们只反对村里的“贪官”，不仅不反对县上，而且帮助县上反腐。或许，这并非他们的真实心声，而是因为他们笃信“小胳臂扭不过大腿”的“道理”。在上访材料的头一段，他们是这样写的：“市委张书记(指宿迁市委书记张新实)、县委蒋书记(指沭阳县委书记蒋建明)在讲话中也特别强调，要关注民生，重视来信来访，蒋书记特地开办了与群众对话的网络，从百忙中与全县民众对话和解决处理问题，深受我们欢迎。特别对农村小人物的大问题、低职能中的大腐败问题高度重视，为此。。。”

然而，令他们想不到的恐怖一幕还是发生了。

在被殴打者中，以谷金龙的名气最大。他原来是一名教师，一位受人敬重的小学校长。在小学校长这个位置上，他干了二十多年。现在的谷金龙，在沭城镇名气更大了。听说《法人》记者采访，村民纷纷“推荐”，说他挨打的遭遇上过《人民日报》。实际上，他“上”的是《人民日报》主管的《江南时报》。今年10月27日，该报以《宿迁征地乱象调查----当地居民举报拆迁贪腐却被抓进“学习班”毒打》为题，用头版和第二版差不多两个版的篇幅报道此事。热情的老乡们群情激昂，不一会儿便汇聚成一支小小的队伍，带领记者找到谷金龙居住的窝棚。谷金龙有事出门，他病怏怏的老母亲一人在“家”。她挣扎着从一堆破棉被中爬起来，一遍遍地唠叨着：“我活90多岁了，怎么会还有这种事啊？”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谷金龙迟迟不肯露面，不断在电话中与村民核实着什么。原来，他被打怕了，担心记者是县上或者镇上派来的“卧底”，害怕身陷官方设计的“鸿门宴”。

上百村民因上访、举报进“维稳学习班”，有村民指那里像旧式监狱，给人戴手铐、用电刑

谷金龙举报的是长庄社区党支部书记兼主任孙俊。

长庄是个大村，共有17个村民小组，被征用的土地高达近万亩。在这17个村民组中，联名举报孙俊的有9个。每份举报材料的最后，都按着一排排鲜红的手印，看似言之凿凿，内容翔实，确实需要有关部门深查细挖。

《法人》记者将村民举报内容择录如下：

唐庄组反映的问题共20项，其中10万元以上的有4项。

2004年，制药厂征用该村土地，补偿款大部分被组里村民平分，剩余的大约18万元存在个人帐户，至今下落不明；2005年，常州广安房地产公司占该组用159.05亩土地建设“豪园”小区，组里群众只得到其中69.79亩的补偿，其余88.76亩的土地补偿、青苗费、安置补助共计150.9838万元，不知去向。

尧南组反映的问题为14项，其中10万元以上的有8项。

2004年，新概念集团征用该组16.2亩农田，30多万元补偿款农民分文未见；2005年，常州广安房地产公司征用该组52.01亩土地，村民只发得41.79亩土地的补偿，其余补偿款被“扣押”；2005年，沭阳县质检局征用该组二十多亩良田，约45万元补偿款下落不明。

问题更严重的是由谷金龙挑头告状的沟东、沟西两个村民小组。他们被征耕地1197亩，只有924亩的补偿发放到户，其余的270多亩、480多万元的补偿被截留。

一开始，村民不断找村支部书记本人求情、协商，希望将补偿全额发放，但遭到了孙俊的拒绝，无奈之下，各村民小组各自为战，署名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情况。

2009年12月，沭阳县纪委指示，要求沭城镇尽快解决此事。善良的村民们没有想到，哪怕他们的举报百分之八九十都是水分，这也是一件惊人大案。这样的大案，岂是沭城镇甚至沭阳县能够解决的？

于是，就出现了这噩梦般的一幕。

以下是谷金龙的回忆：

我当过二十多年小学校长，2009年3月退休回到长庄村沟东组。看到村里问题如此严重，看到党和政府的威信被如此糟蹋，我的心都碎了。其实，对举报的后果，我也不是没有想到。但看到老百姓实在太苦了，我又是个共产党员，最后还是义无反顾地做了这件事。

2010年4月19日上午，我接到沭城镇纪委于书记派人送来的“谈话通知”，就知道大事不好。因为，此前沟东、沟西组与我一起举报的，已有3人失踪，他们分别是李立富、谷长栋和姜延成。其中的谷长栋，是我的侄子，他是沟西组的组长。3个家庭惶惶不可终日，担惊受怕得要命，我也是心急如焚。最早失踪的是李立富，时间是2010年4月10日，在上班途中，有人看到他被人塞进一辆无牌面包；第二个是谷长栋，4月12日，在下班途中连人带车一起失踪；同一天，姜延成也不见了。在这个时候镇纪委书记约我谈话，肯定是凶多吉少。

我硬着头皮来到于书记办公室。果不其然，他问的全都是举报信的事。下午一点多钟，谈话结束了。这时，进来4个人，给我戴上头套。头套是用黑色厚布做的，大约有两尺长，戴在头上憋闷得连呼吸都困难。他们押着我，要去一个什么地方。我数着楼梯，发现他们把我押上一栋楼房的三层。在这里，我被戴上了手铐，铐在椅子上。即使在睡觉的时候，手铐也没有打开过。我一直抗议，请求解开手铐，并质问“我犯了什么法”。但回应我的是皮带抽、脚踹和棍击。因为戴着头套，我弄不清楚是什么人打的。在这里，我听到了我侄子的声音，他在隔壁被打得惨叫。

或许是因为我岁数大的缘故，或许是因为我当过校长，在4人中，我的“待遇”是最好的，更惨的是李立富和谷长栋。他们两个不仅被殴打得厉害，而且被上了电夹。这种电夹子，夹到手指头上，再通上电，让人感到生不如死。据李立富说，他还被逼着服用了一种莫名的药片。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地方，就是沭城镇有名的“维稳学习班”。据我所知，至少在2004年以前，“维稳学习班”就已经运转了，在这里被关押、被戴头套、被殴打的老百姓，少说也有几百人！光我们沟西、沟东两个组，就有12人。只要涉及到拆迁和征地，村里都会有人被“维稳”。记者同志，你刚才说塘坊村就没有人被“维稳”，这不是事实，这是有人撒谎，我现在就能找出几个来。

那些被“维稳”的老百姓，既有举报村干部的，也有越级上访的；即使你向上级反映自家的补偿不到位，或者不在“拆迁协议”上签字的，往往也得被“维稳”。在我们被关押期间，家人无奈向媒体求助。还是在新闻单位的压力下，我们才获得自由。放人前，还逼迫我们写下保证书，保证出去以后不再“诬告”。我们都写了。我不是“诬告”，我只是向上级反映情况、请求他们调查。经过这次进“学习班”，使我更加坚信，长庄的事情非常严重，而且，涉案的不会仅仅是村干部。

针对谷金龙等人的反映，《法人》记者试图向沭阳县有关部门求证。后来，县纪委通过宣传部向记者转告：对群众反映的长庄社区支部书记孙俊的经济问题，正在调查之中；而谷金龙等人被抓进“学习班”、戴头套、遭毒打一事，并不存在。

记者将沭阳县这个答复，向谷作了反馈。不想，这位曾为人师表的校长竟愤怒地发起毒誓来：“如果我有一句假话，遭天打雷劈！那些作恶的、撒谎的，也一样！不只是他们，包括他们的子孙后代，都要在家遭天谴、出门遇车祸！”

愿苍天有眼。

招商引资、经营土地成开发区主要生意，官员称占用数十平方公里耕地并不违法

近年来，本刊记者一直关注土地违法，曾报道过的山东省高密市建设大广场，引起了温家宝总理的重视，国土资源部数次到山东调查处理。然而，比起沭阳来，高密的土地违法只是一个“小巫”。令人惊讶的是，这个屡屡被中央媒体曝光的“大巫”并没有引起上级的注意，这次国土资源部的问责，沭阳榜上无名

近几年来，沭阳县占用的基本农田数目极其惊人。据知情者反映，不算老城区，仅是县城周边的章集等4个乡镇新征用的土地，就高达十几万亩。除了十多万亩工业用地外，另有一两万亩变更为商业用地，进行了商品房开发。到底有多少土地没有经过合法审批，这还是一个谜。

沭阳县政府堪比一个精明无比的商人，它以每亩不到两万元的价格从农民手里“买”来大量基本农田，转手加价数万元去“招商引资”。如果招来的是房地产开发商，土地倒手后的价格一举“增值”十倍、几十倍。这样，既获取了“招商引资”的政绩，为一些人的升迁打造了基础，又赚取了巨额的钱财。如此这般的“经营”，肯定会使天底下任何商人都自叹不如。

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在这里长期受到挑战。早在2004年之前，国家便要求停止别墅用地的审批。2005年前后，长庄村沟东、沟西、唐庄、尧南等几个小组的620亩耕地，被出让给常州广安房地产公司开发。这620亩土地的转让是否合法暂且不说，《法人》记者惊奇地发现，在广安开发的这片名为“豪园”商品房中，竟然建成了许多双拼别墅，另有一栋栋独栋别墅还正在建修中！这片别墅区的面积，至少有一百多亩！

《法人》记者将此事向沭阳有关方面做了通报，等到的“解释”是这样的：国家确实禁止别墅用地，但并没有禁止双拼别墅；双拼别墅不叫别墅，应该叫“低密度小高层”。这种“白马不是马”的精明辩解，不知是否已经说服了读者。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规定，占用基本农田的审批极为严格。那么，沭阳县如此大规模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他们是如何办理变更手续的？

知情人提请记者注意沭阳县委的气派的办公大楼，该楼的前后分别是巨大的广场和公园，占地在两百亩以上。令人疑惑的是，这个集中了县委各部门的16层办公大楼，竟然没有任何标记。“这应该说明问题了吧？记者应该采访他们，看他们怎么解释？”知情人神秘地告诉记者。这时，旁边另一位知情人不屑地说：“人家怎么没法解释？就说沭阳即将县改市，怕挂早了浪费牌子钱。”

到目前为止，沭阳占用耕地建设的“主角”，是经济开发区。该开发区于2001年8月启动，2002年4月正式建设，2006年升格为省级开发区。按官方的说法，该开发区的“升级”，经过了国家发改委审批，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审批也都按规定进行，没有任何违法违规之处。

令人疑惑的是，在国家如此严格土地管理的大背景下，在该县当时几乎没有什么项目的情况下，国家发改委如何批准如此大规模的开发区由其“筑巢引凤”？又怎会批准它一举占用几十平方公里土地、并任由成千亩、数千亩基本农田荒废？要知道，直到1987年，沭阳县城城区面积总共才6平方公里。

在公开资料中，有一组由“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的沭阳开发区总体规划图。从这份资料看，其规划编制时间为2009年9月27日至2010年1月21日。规划尚在编制之中，大量项目就已经生米做成了熟饭。这个超高“效率”，也让人看不明白。

《法人》记者在开发区管委会的采访过程，也颇耐人寻味。

管委会设在没有挂牌的沭阳县委办公大楼的第16层。面对《法人》记者的来访，管委会主任让记者找开发区办公室的一位副主任接洽。原以为，在这里的采访只需要几分钟。因为，要了解的只是3个简单至极的数字：开发区的规划面积和已建成面积，以及入区企业的家数。前两个数字在网上就有，分别为24.5平方公里和18.5平方公里。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对这组数字，副主任闭口不谈，而是忙着联系宣传部。这天中午，开发区派出一位副主任请记者吃午饭，在餐桌上同样没有问出这两个数字。

在开发区管委会采访时，《法人》记者见到该委办公室挂着一张“沭阳开发区用地跟踪管理图”，制图时间为2010年 6月10日。于是，请求在办公室里照一张相。副主任可能发现了记者的意图，坚定地、一遍遍地表示“不行”，“绝对不行”，完全是一幅“一夫当关”的架式。面对《法人》记者一次又一次“哪里需要保密”的询问，他一言不发，而是抓紧时间把记者送到设在6楼的县委宣传部。

从这张“追踪管理图”上看，其紫色的“待开发区域”至少有十块，面积当在数千亩。

然而，占用了如此多的耕地，沭阳县并没有满足，他们在酝酿着新的占地规划。这些规划，个个都是“大手笔”。

有一个项目叫沭阳“临港新城开发区”，已经上了当地党报《宿迁日报》的重要版面。该报道称，为了落实宿迁市委市政府的“东向战略”，沭阳县整合高塘、湖东、西圩3个乡镇的资源，在县城之外再造一个临港新城。他们信心满满地表示：“一个大县需要一个新的经济中心”！

新的经济中心还不只这一个。

2010年12月，“沭阳中小企业创业园”的环境影响评价，正在网上进行公示。从公示资料看，该“创业园”位于胡集镇东南，分南区和北区两个片区建设，其中南区占地8平方公里，北区占地0.472平方公里。

全民招商成劳民伤财的闹剧，假大空项目致数千亩良田荒芜

土地集约利用，在沭阳只是一句空话。大片良田被征收后荒废了，满地长着一人多的高野草。沭阳的土地荒废现状，比此前媒体报道的情况更为严重。

据《法人》记者有限的调查，沭阳开发区耕地荒废情况最严重的在桃园路两侧，过去那里是沭城镇仁香、塘坊等多个村庄的上好耕地。仅在这条路的两侧，抛荒的土地就不只千亩，它们大都被荒废了两年以上，有的甚至荒废了5年之久。到处都是比人高的荒草，有的地块甚至长出了野树。

在桃园路南、乡界河西岸的一片耕地，就是一块“老”荒地。该地原属仁香村的周庄村民小组，面积约有六七十亩，已经招了三四次“商”了，每次都被人骗，成为村民口中的笑柄。

记者在开发区采访时，恰遇一位在此投资的浙商。听说要了解耕地荒废情况，他连称“作孽”，一遍遍地说：“在我们浙江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他带《法人》记者来到义乌路，指认了一块面积156亩的“老荒地”。他为什么对这块地的情况如此清楚？他说：“大概在2004年，最晚2005年，这块地已经成为了净地了，老百姓的房子拆了，土地也禁止耕种了。开始，县上想把这块地给我办厂，因为各种原因我没要。不想一荒就是好几年。去年春天，他们还在南边拆一个村的房子，闹得鸡飞狗跳，为什么不把这块利用上呢？真是让人看不懂。而且，南面那个村拆了以后，也没有派上用场，废在那里。”

目前，“宝龙置业”正准备开发的面积300多亩的楼盘，原先是长庄村的地盘，闲置时间也有四五年之久。这片抛荒多年的耕地，终于变成了沭阳县的真金白银和招商引资的政绩，还有开发商待收的滚滚利润。长庄村村民告诉《法人》记者，当年拆迁、征地的时候，说的可不是盖商品房，而是招商引资盖工厂，要在沭阳招工、纳税，造福后代。老百姓忍疼签了字。结果，地交出去了，房子拆了，最后招来的却是开发商。这不是睁眼骗人吗？工业用地的出让价一亩几万元，而卖给开发商的价格往往是几十万元。政府卖那么多地钱，却只给我们一点点就打发了。这理到哪里说去？

占地130亩的“富源硅业”也闲置了4年多，它曾是沭阳县招商引资的旗帜，2006年的招商引资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就在“富源硅业”的场地上进行，当时，宿迁市委书记张新实、沭阳县委书记蒋建明等领导出席了仪式。令两位书记没有想到是，这个“总投资3亿元、生产纳米二氧化硅2万吨、年产值10亿元”的聚宝盆，只是一个漂亮的肥皂泡、一场骗局而已。2010年8月17日，它被央视《新闻1+1》点名了。老百姓告诉《法人》记者，媒体曝光的唯一成果，就是又花费了纳税人一笔钱。第二天，推土机开来了，把比人还高的野草给铲掉了。

在采访中，沭阳官方人士高兴地告诉《法人》记者：“富源硅业”的那片土地已经“活”了，一家叫“立泰新材料”的企业看上了这片地方，它总投资6000万元，共有6条生产线，设备已订好。

但愿，这一次，招来的是个好项目，最起码是个真项目。

前述那位浙商提到的 “去年鸡飞狗跳拆南边的房子”，就是前面提到的塘坊村。该村村民告诉《法人》记者，在他们村庄废墟的北侧、杨店大沟西岸，也有一个令人生疑的项目。

在村民的指点下，《法人》记者找到了这个“项目”的地址，它名叫“江苏圣光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占地245214.56平方米。两块巨大的招牌，立于2009年3月，展示着这家“高科技公司”的鸟瞰图和厂区布置图。从厂区图看，其“征地面积”、“总用地面积”、“建筑物占地面积”、“建筑总面积”、“建筑密度”、“容积率”、“绿化率”，一个也不少点，一些数据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公司除了5个电池车间、4栋职工宿舍、3栋专家楼、两个半成品库、一个成品库之外，还布置了两个“保密车间”。

但近两年过去了，这个“投资20亿、年产值60亿”的大项目，这个“将创造高科技环保节能产品”的好项目，这个“征地面积367.82亩”、“沭阳县政府招商引资的重点项目”，除了两个已经破败的招牌之外，却一无所有！《法人》记者拨打公司公布的固定电话，发现电话均已停机。

几天后第二次到开发区管委会采访时，《法人》记者提出要了解一些招商引资企业的情况，专门提到了“江苏圣光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并再三强调：“圣”是“神圣”的“圣”，“光”是“光荣”的“光”。下午，该管委会通过宣传部转来一个纸条，上面写着：“晨光太阳能，作为三产预留地”。

记者给闹糊涂了：高科技工业项目与三产项目，相差不是一星半点；而且，一个响当当的工业项目是如何转变成“三产”项目的？它都经过哪一级、什么人的审批？而在沭阳，“三产预留地”、“服务业用地”往往是开发房地产的代名词。还有，记者要了解的是“圣光”，不是“晨光”。这太令人惊讶了，难道，沭阳开发区里有两个这样“可疑”的太阳能项目？

据调查，类似的假大空招商闹剧在沭阳不胜枚举。

在当地流传甚广的一个招商故事是——只要能圈地，连殡仪馆这样的公益项目也拿去招商了。根据一位姓许的浙商介绍，他和几位浙商正是沭阳殡仪馆项目的投资人，两年以前，沭阳县政府部门承诺，旧的殡仪馆要撤掉的，谁投资建设新的殡仪馆谁就收益，经过商谈，双方签订投资协议。

“没想到的是，这个协议成了一个陷阱——我们当时估算有两三千万元，就足以建一个设施先进的殡仪馆了，可沭阳的招商部门硬是要求我们在协议上标明投资六千万元，他们说这样做是为了完成招商任务，做给上面看的。可现在新的殡仪馆竣工了，却无法开门营业，原因很简单，原来旧的殡仪馆由于多方利益关系摆不平，根本撤不了，一个小小的沭阳能用得着两个殡仪馆吗，要让殡仪馆不空置，这每天得死多少人？我们于是找县领导理论，县领导却反咬一口，指责我们投资不到位，不能正常营业不是他们的责任。政府官员怎么这么不讲信用啊！”许老板告诉记者，在沭阳有着他类似遭遇的投资商并不在少数。

“沭阳每年都会对外公布招了多少商、引了多少资，动辄数亿元大项目，其中究竟包含了多少水分，看看那些荒芜的耕地就知道了，政府官员的心里也最清楚。”许老板说。

记者手记：

离开法制轨道， 就不会有科学发展

大白天走在沭阳县城的街头，你会为这座城市惊叹，它完全是一个中等城市的规模，市容也不错。想不到，在苏北欠发达地区会有如此模样的县城。据介绍，目前沭阳县城人口已达到四五十万，加上30多个乡镇驻地，全县城镇化已经达到5成以上。作为苏北地区一个贫困县，城镇建设发展到如此水平，确实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情。

然而，在沭阳仍有一些头脑清醒的官员向《法人》记者表示了自己的担忧：沭阳的模式不是科学发展；在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中，恐怕没有什么比卖地、盖楼房、修大马路还容易的事情，这并不是什么本事。在沭阳近年的发展中，消耗了如此大量的耕地，造就了如此众多的失地农民，其代价非常巨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严重后果将日渐显现。而在社会保障水平低下的情况下，由大量失地农民造成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恐怕会成为沭阳无法承受之重。

更重要的是党风和政风问题。在全民招商的地方政策导向下，沭阳存在着明显的浮躁和弄虚作假。这个结论并不过分。而这，既是地方官风败坏的表现，又是官风进一步败坏的发酵剂。而将来为它买单的，则是党和政府的整个公信力。

实事求是，脚踏实地，才能谋得长久发展；离开了法制轨道，就不会有科学发展。任何钻政策空子甚至无视法律的作法，都不可能走得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