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小悦悦抢救无效离世的消息，让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感到震惊和悲伤。开始，人们对小悦悦被撞事件的发生是鄙视了那些没有良知的路人，进而，我们想到的是彭宇事件。静下心来，我认识到，彭宇、小悦悦事件都只是中华民族良知堕落的节点!

    我们先看小悦悦事件:2011年10月13日下午5时30分许，年仅两岁的女童小悦悦走在巷子里，被一辆面包车两次碾压，几分钟后又被一小型货柜车碾过。而让人们愤概的是。小悦悦躺在那里痛苦挣扎，在随后的7分钟时间里，先后路过的十八人离悦悦仅1米之隔全都当作没看见，甚至连个打电话报警的人都没有。最后，一位拾荒的阿婆把在死亡边缘挣扎的悦悦救起，但当时的悦悦已经像一个提线木偶般瘫作一团！2011年10月21日，小悦悦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于0时32分离世。“小悦悦事件”之后，社会各界纷纷以各种方式表达对见死不救的行为展开了谴责、质问和反思。广州律师@朱永平准备联合广州同行推动“见死不救”立法。广东省委政法委也在官方微博上发布信息，征求救济、奖惩机制方面的意见与建议。面对社会上出现老人跌倒没有人敢扶、见死不救等热点事件，早在2001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就有32名代表建议刑法增加“见危不救和见死不救罪”两项新罪名。

    对此，学者们有不同看法。中国青年报报道:"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院长季卫东教授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立法告慰”的效果不宜作过高估计，相形之下，改变“彭宇案”的判决思维“也许更为现实”。

    据了解，美国、德国、加拿大和新加坡等国的法律中，均有见义勇为者“免责”、见死不救者“受罚”的相关规定，这些也成为公众眼中值得借鉴的“他山之石”。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中国法研究中心教授本杰明·利伯曼、中国政法大学中德法学院副院长马克·汉斯今天都向记者表示，在他们看来，西方社会中的“救人意识”并非主要通过“立法”来塑造的。

    “在美国的大部分州，确实有某种形式的《好撒玛利亚法》来保障助人为乐者，使其一般不会因为救人过程中的疏忽而遭到起诉。”本杰明·利伯曼表示，“但纸面上的法律，究竟能对现实产生多少实效？实证研究表明，见义勇为的频率，并不建立在它是不是一种‘法定义务’之上。”

    马克·汉斯也向记者证实，德国刑法中确实规定对一些“举手之劳”却见死不救的行为，要课以1年以下监禁或相当数额的罚金。“但是，我相信，如果你问一个德国人为什么他会选择帮助悦悦，答案不会是‘因为法律是这么规定的’，或是‘否则会有人起诉我’，而是‘这是一种他人需要帮助时的自然之举’。”

    在佛山女童被碾案中，18名被斥“冷漠”的路人无一伸出援手，被不少公众看做是4年前南京“彭宇案”的阴影投射。

    2007年，南京徐老太将彭宇诉至法院，称后者将自己撞倒，而彭宇则一直坚称自己并没有撞到徐老太，完全是出于好心将其扶起送医。一审判定彭宇撞人并赔偿4万余元，“彭宇案”最终以调解告终。“第一个下车之人，从常理分析，其与原告相撞的可能性较大。”“如果被告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是抓住撞人者，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被告未作此等选择，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一审判决书中的上述判决词，在“雷人”的同时，引起舆论哗然"。

    季卫东表示，将“想救不敢救”的社会局面归咎于当初审理“彭宇案”的一名法官，固然有失偏颇，但要避免悲剧重演，重要的一点就是改变“彭宇案”的判决思维。

    “在双方证据都不充足的情况下，法官没有依照‘谁主张、谁举证’这个基本标准，而是在疑点重重时，就根据所谓‘常理’和‘社会情理’对彭宇的过失进行了可能性分析，当然难以令公众信服。”。“在‘彭宇案’中，告彭宇撞人的徐老太有义务证明彭宇存在侵权的客观过失。”他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如果不让负有举证责任的徐老太承担不利后果，就意味着，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把举证责任推给了被告。无需借助‘见义勇为’行为来辩护，这种思路也是有悖法理的”，“彭宇案”的这种判决思维正在形成某种定势，公众在救人时不仅担心被被救者“讹”上，更害怕的是连法官都不会支持自己。

    据公开报道显示，继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被判罚钱的彭宇案之后，天津、湖北、江苏及福建等地都曾上演“一方称好心助人，一方称对方肇事扶人”的“罗生门”。

    我赞成卫东教授的意见，但是我进而认为，官员们和社会精英作好道德表率以及在制度建设上防止社会道德的进一步坠落更加重要。

    见义勇为、助人为乐，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其词【出自】《论语·为政》：“见义不为，无勇也。”

    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的精神为什么在今天成为风险，让英雄流血还要流泪?被判罚钱的彭宇案的确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但仅仅是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既不是源头，也不是末尾。

    改革开放以来，实用主义的思想日占上风。效率优先的反面是公平被遗忘，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包括法律人在内的多数知识分子以当官大小和赚钱多少为检验成功与否的标准。而执政者通过经营城市进而经营一切可以经营的物资，成功地将政府变成为商人，良知让路于升迁，面子工程为政绩标准。从维稳压倒一切到城市化快速进程掩盖了背后的血拆和土地财政对社会和谐的摧毁。

    当城市化的战车可以压着失地农民的耕地和被拆迁房屋的废墟奔驰时，道德观变异的进度也十分惊人。2003年，翁彪自焚曾经引起了社会的震惊，而随后因逼使被拆迁人自焚的官员不受刑事追究和严厉的行政处理，生命在社会的主流引导者眼睛里无足轻重的时候，官员们的说教已经没有作用，全社会的道德坠落大有成为潮流之势。

    在这样的大潮之下，可以说，前年没有彭宇案件，也会有张宇、陈宇案件。昨天没有小悦悦事件，也会有大悦悦事件、中悦悦事件。包括彭宇、小悦悦、翁彪、唐福珍事件在内这些事件都只是中华民族道德堕落的节点!我真心希望这些节点能成为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