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日，我到广州，准备第二天广州市中院冼村村民诉省政府拒绝行政复议案件的开庭。夜间，杨箕村的李健明来看我。他与李启明已经签约，近日开始搬迁，标志着历时十年的广州市城中村改造拆迁模式终于真正转折。这场被概述为“99%对1%的拆迁”最终以“和谈式拆迁”破局，不失为一个平和的结局。

     我在肯定二李维权得到和平解决之余，同时想起历时十年的广州市城中村改造拆迁模式发生的许多事件，再想到全国许多地方正在推广，这个转折或可提供有益借鉴。

　　十年前，广州开始了独具一格的村庄改造，涉及到50多个城中村。最早作出选择的是猎德村。其模式之后被推广，法院处理这个问题也逐渐形成定式。少数村民的不同声音淹没在地方政府、法院、开发商、村官们的联手镇压之中。只是人算不如天算，正在少数人弹冠相庆之时，发生了三件事，成为事件转折的导火索。

    一是在杨箕村拆迁中，村民李洁娥在维权诉讼失败，房屋被强拆之际，纵身从楼上跳下。而对于跳楼事件的官方语言让我感到了愤怒。于是，在李健明等人的邀请下，我认真研究广州的城中村改造模式，得出这是一个完全违宪违法的拆迁模式的结论并公开发表我的意见。

    二是作为城中村改造拆迁模式标本的首创者之一的猎德村党委书记李某某溜走境外"治病"，请辞书记官帽。这虽然让调查陷于困难，但是让一些吹嘘猎德村改造拆迁模式的人感到了难堪，实际上宣告了这一模式的破产。

    三是我代理的村经济联社将未签约的17户村民中的4户告上法庭以求司法强迁。我代理了其中的4户的二审。庭上我的观点实际上是法律常识，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央视的<看见>栏目关于这个问题的节目播出给社会更多的启示。

    杨箕村启动拆迁，仅两个月超98%村民完成签约，而17户“留守户”却耗时三年。期间发生无数黑白联手逼迁的事件。由于我代理的4户，尽管法院二审判决败诉，但不予执行的表态和有关方面的关注，使纠正的解决最后又回到我在二审所建议的方法。和谈的成功与此前的强拆相比，无疑是理性的。

　　从更大的范围看城中村改造，拆迁从政府主导演变为政府规划指导、村集体推进，再演变为多数回迁户与少数留守户之间的矛盾，使矛盾激化并复杂，给社会带来更多的震荡。国家的现行土地征收制度与房屋征收制度受到了挑战。宪法和物权法规定抵不上县市政府的文件的现实，应当让所有的法律人羞愧。

　　在城中村改造拆迁过程中，“少数服从多数”这一原则曾经是拆迁方的法宝，误导了许多善良的人们。其实，<立法法>第八条明确的法律保留原则早就告诉我们，在非国有财产处分等领域，只有法律才能规定。显然按广州市《关于加快推进三旧改造工作的补充意见》等规定是与法律保留原则相违背的。

　　回顾20多年来拆迁为核心的城市改造的决策、推进程序和方法方式，我们应该认识到:城镇化及旧城改造须从深层探究如何通过改造真正让人城市化而不是简单地让土地城市化的问题。人是城市的主人，而不能是奴隶。城市化应当是让人们生活的更美好，更心情舒畅，而非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