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一，有的人事情多，无法安心休息。不知道最高法院最繁忙的负责死刑复核的法官们是否在加班？而我无法静下来休息是因为那些压在心头的拆迁引发的血案。近十年来，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依法行政”扛不过“土地财政”；“执政为民”抵不住“执政为银”；“良心”比不了“贪心”。于是，血拆频繁发生。

       2010年6月1日早晨，郑州市管城区政府以建设“宇通工业园区”为名实是为商品房开发占地，未经法定的土地房屋征收程序，组织数百名警察、城管、机关干部暴力强拆南刘庄村并实行局部戒严。村民刘大孬本来是驾车提货被交通管制堵在村口围观却遭警察驱赶，惊慌驾车逃离中酿成重大事故致强拆人员4死12伤。当天下午，刘大孬投案自首。2012年，郑州中院为了判决死刑而否定了刘大孬系投案自首的客观事实。之后，河南省高级法院维持一审判决。搞笑的是一、二审判决书都为非法强拆洗地，前者说“工业园区”尚有点扑风捉影是受了强拆组织者的虚假宣传，而二审法院改口说是“城中村改造”则是信口雌黄。

        如今，南刘庄村已经消失，开发商的售楼中心矗立在路口，热情的售楼小姐告诉过往者这个商业楼盘如何地高档豪华，无疑是在不断地揭露省、市两级法院和当地政府如何编织谎言。可村民们忘不了他们的乡亲刘大孬命悬一线的事实，经常有人嘱托我向最高法院求情，不要核准刘大孬的死刑判决。

       为此，我出于内心深处的责任再次呼喊最高法院：笔下留人！

附：【揭秘】定生死之最高院死刑复核

2015-05-01 任重远 刑事法律人

编者按：死刑威慑作用的大小，始终受到质疑；冤案而被执行死刑的无法恢复，却是实实在在对正义的破坏！目前废除死刑却不可行。务实的理想主义的态度，中国坚定地走在减少死刑、最终废除死刑的道路上。

左边7人被核准死刑：李昌奎、许迈永、夏俊峰、李浩、糯康、药家鑫和曾成杰。

右边3人最高法院不核准死刑，逃过鬼门关：吴英、秦星、念斌。

2007年死刑核准权收回最高法院以后，中国死刑案件的最终决定程序就完全改变了。业内人士普遍估计，现在每年的死刑人数已经大幅削减。

一位接近法院系统的学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就他和最高法院及地方高级法院一些相关人士的接触了解，“和2007年以前相比，全国（每年）的（死刑）数字减少可能超过三分之一，有些地方（减少了）将近一半。”

7月，一位曾在最高法院工作过的高级法官也在一次学术讲座中透露，近年来数字稳中趋降，“已经达到1979年刑法颁布以来历史最高点的十分之一”。

不挂牌的“死刑复核大楼”

北京东城区明城墙遗址公园墩台往南400米，北花市大街9号，一座十多层的建筑，就是最高法院的第二办公区，俗称“死刑复核大楼”。大楼有武警站岗，不挂牌，进院需安检。

2007年收回死刑复核权后，最高法院刑事审判庭由两个增为五个，全部移到了这里。法官们的主要工作，从原来的调研、研究统一裁判规则、对下指导等，变成了办案——死刑复核。

各省的死刑判决都要上报最高法院，经立案庭形式审查后，根据管辖范围分配到各个刑庭。庭内有内勤负责案件的流转登记，在庭长的安排下将案件分到“大合议庭”——审判庭下为日常管理而设的一级准行政单位，再产生办案子的合议庭。

据一位最高法院法官介绍，五个刑庭中，刑二庭人数最少，包括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和内勤人员在内，约50人。其它四庭每庭约70人，但案件数量也要多得多。

五个庭的管辖范围，采取地域和类型相结合的原则。

刑一、三、四、五庭的死刑复核案件，基本按照省份分配到“大合议庭”中。一般每个省对应一个“大合议庭”，案件较多的省份对应两个。更特殊的，如因毒品犯罪多发导致死刑案件众多的云南省，可能就需要三到四个“大合议庭”做死刑复核。

刑二庭主要按照类型管辖，负责全国范围内的职务犯罪、军事犯罪、涉港澳台和涉外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类犯罪，以及新疆的案件。一般每类犯罪对应一到两个“大合议庭”。

一位接近该庭的人士介绍，由于近年来暴恐案件增多，加上十八大以后重大职务犯罪多发，2014年开始，原本归刑二庭专门管辖的经济犯罪案件被分配到了其他四个庭，内部专事职务犯罪的“大合议庭”，也由一个增加到了三个。

这位人士解释，今年上半年，部级以上职务犯罪案件已有十多个进入了司法程序，全年可能超过二十个。过去每年也就八个左右。根据惯例，这类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最高法院就要全程参与。

低级错误时有发现

办案的合议庭由包括审判长在内的三名法官组成，其中一人担任承办人。

承办人是整个死刑复核过程中投入精力最多的一位，也最为重要。当前制度下，他们的主要的工作方式是阅卷。人命关天，阅卷通常特别细致。

“工作压力很大，加班是常态。也有特别不上道的，但是极少。”一位在地方法院和最高法院都工作过的法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拿到案子，承办人要把所有的案卷都看一遍，发现问题的，要给原审法院或公安机关发函，要求补查并作出说明，必要时自己也要亲自去查——有时对方不配合，明明存在的证据说查不到，也怕下面造假。

虽然报送到最高法院复核的死刑案件大多数都已经过了两审，低级错误依然时有发生。南方周末记者在不同场合听过多位最高法院法官吐槽：有的现场勘验笔录上的物证提取时间居然比送检的时间还晚；还有的提取时记录是一件蓝色薄毛衣，送检时写的是黑色夹克衫。

“可能真的是笔误，但你得自己去看。”一位法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鉴定室有物证送检登记表，一般是最原始的，但不附卷送过来，血样的图谱表是机器自动生成结果，也没法作假（除非放进去的取样有问题）。

最高法院某刑庭领导在中国法学会一次交流时曾介绍，2013年报到最高法院的死刑复核案件，需要进行证据补查的达到了39%。

有的案件，补查后依然存在疑点，办案机关提供的说明也无法提供合理解释，那么案件就有可能不核准，被告人也就因此暂时保住性命。

按照2013年起实施的新刑诉法，法官们除了阅卷和调查，还要提讯被告人，“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

提讯可以当面，也可通过视频。一位法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如果阅卷过程中发现的疑点较多，他都要出差，当面提讯。只有案件比较清楚时才视频提讯。但为了避免给当地增加接待负担，无论补查还是提讯，都尽量少去。

“下面法院也都很忙。以前不怎么见最高法院法官，下去还比较新鲜。现在去多了，都烦。所以我们也是能不去就不去，都是凑几个案子去一趟。”这位法官说。

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下去调查或提讯被告人，有时候越问问题越多，“一个十几本卷的简单的案子，后来可能也会变得非常复杂，所以我们的工作量非常大，想起来就特别后怕，怎么存在那么多问题。”

听取律师意见的前提是有律师。但死刑案件被告人很多来自社会底层，复核阶段都没自行聘请律师。据前述某刑庭领导介绍，最高法院正在起草《死刑复核案件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若干规定》，有望年内出台。

五个刑庭的管辖分工（曾子颖/图）

谁定生死

上述工作完成之后，承办人需要写出详细的审查报告。包括存在哪些证据瑕疵、哪些影响定罪量刑的情节，是否有需要补查的地方，补查的结果如何，是否影响作出核准的判断等。一般每份报告都要一二十页，多的四五十页，甚至两三百页。

根据流程，承办人写完报告后，要将案卷和报告提交给其他两名合议庭成员，让他们各自独立阅卷并写作报告，一般给一周时间，案件复杂的也可再延长。如果审判长不是承办人，那么审判长先看，认为报告清楚且符合要求的，再交给另一名合议庭成员。

法官们介绍，三人独立阅卷后，要在书记员的记录下进行讨论，得出多数意见或一致意见后，报主管庭长或副庭长把关，再报主管副院长通过后就能核准，最后由院长统一签发死刑执行命令。目前，最高法院三位主管的副院长分别是二级大法官李少平、南英和黄尔梅，最后把关统管的是常务副院长、一级大法官沈德咏。

但如果主管庭长觉得案件存在疑点，或者合议庭意见分歧很大，就有可能先把案件提交庭内的审判长联席会议讨论，合议庭再根据他们的意见重新讨论。

经过上述过程，如果依然有分歧，案件就要提交审判委员会或者刑事审判专门委员会。院庭领导和审判长联席会议的角色只是帮忙把关，合议庭和审委会才对案件依法享有决定权。一般情况下，只有重大、疑难案件才会提交审委会讨论。

一看证据，二看政策

据多位最高法院法官介绍，死刑复核阶段主要考虑两个问题：一是证据，二是政策。前者关注犯罪是否构成，后者考虑罪行是否至死。

最高法院在两方面的标准都更严格。不予核准的压力，也促使地方法院调整适应，一些不符合标准的案子，不再判处死刑。

一位曾在最高法院工作过的高级法官介绍，死刑核准权刚收回的几年，不核准率相对较高，大约15%，现在不足10%。2007年，死刑缓期执行数字首次超过死刑立即执行。

法官们说，最高法院对证据问题非常坚持，绝不会屈从于各种压力就判处或核准一个可能无罪的人死刑。最典型的就是福建念斌投毒案，他在一个月前被宣告无罪。此前他曾四次被判死刑，多亏最高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一直没有核准。

2007年和2010年，最高法院还两次联合最高检察院、公安部等下发文件，对死刑案件的证据提出了更高要求。例如涉及命案的，要求通过被害人近亲属辨认、DNA鉴定、指纹鉴定等方式确定被害人身份。

多位法官介绍，死刑核准权收回最高法院后，慢慢形成了一些量刑原则，很多都强调了控制和慎用死刑。例如：如果没有其他严重情节，共同犯罪导致一人死亡的，一般最多判处一人死刑；只杀一人并自首的，一般不判死刑。

对于因生活琐事、邻里矛盾、家庭纠纷等民间纠纷引发的案件，适用死刑也很谨慎。它们大部分发生在熟人之间，只针对特定人引发，具有偶发性，其主观恶性、再犯可能等，都和一般的恶性暴力犯罪有明显差异，有些案件的发生，也因被害人存在明显过错起到了推动作用。

“一个人到底判不判死刑，有时候这些情节甚至会比自首、立功这样法律上列明了的从轻情节更加重要。”一位法官说。

“不杀”的“准备工作”

法官们介绍，和证据存疑的案件相比，对政策的考虑存在一定弹性。一些案件如果处于两可之间，被害人家属的态度就显得非常关键。被告人一方积极赔偿，获得谅解，就可能保住一命。

“有时候我拿到一个案子，一看有自首。第一反应就是，又得调解了。因为就算你核准了，报上去，领导也会打回来，让你调解，看看能不能少杀一个。所以还不如自己先把工作做了。”一位死刑复核法官说。

调解时间经常是不可预估的，虽然可以依靠原审法院，有时候也要多次出差才能搞定。一些可以不杀的，家属工作一直做不下来，只能拖着不核准，时间长了没办法，或者压力大大，就只能核准。

2010年11月3日，长期遭受家暴的四川下岗女工李彦在争执中将丈夫杀死，碎尸后烹煮。二审判处死刑后，等了近两年，直到今年最高法院才裁定不予核准。理由就是被害人存在严重过错，李彦的主观恶性也就没那么大。

据最高法院刑庭领导一次在中国法学会交流时介绍，审委会讨论后已决定不核准。之所以拖延，与一二审工作不够细有关。碎尸情节不可谓不严重，而家暴因素在一二审中又没有明确长期虐待，只说双方有过争吵厮打。这样一来，被害人家属不认可，多次几百人围堵法院。舆论则多同情和支持李彦。一些妇女团体曾以公开信等方式呼吁最高法院枪下留人。

据上述刑庭领导介绍，后来经过二审法院不断做工作，也时过境迁，被害人方面情绪慢慢平复了，才没核准死刑。

但也有没能保住命的，比如药家鑫。多位最高法院的领导和法官事后都在不同场合提到，案件对法院的伤害很大。

“他只有一条人命，而且是非预谋犯罪。一个大学生，心智还不太成熟，撞了人以后失去控制。而且，他是在警方完全没有掌握到线索的情况下，由父母带着来自首的，可以算得上大义灭亲。按照最高法院的标准可以不杀的。但没办法，舆论太厉害了，还是杀了。以后碰到类似案子，判起来会很被动。但杀了以后，很多人又开始同情他。”一位最高法院法官说。

死刑罪名还能减多少

不少法学专家认为，最高法院已经付出了充分的努力,但中国对死刑数量的控制与学界的期待及国际标准还有明显差距。立法和社会舆论也须给予支持，否则法院抗压能力有限。

据多位接近最高法院的法官和学者介绍，李昌奎案后，死刑复核就一度开了倒车。李昌奎强奸杀人，又杀死被害人三岁的弟弟，按照最高法院的标准应判处死刑。云南省高级法院二审却判了死缓，后在舆论压力下改判死刑。结果一段时间内，法院因为害怕遭遇类似批评，一些本来可以不杀的都杀了。死刑数字也一度出现反弹。“这个势头，费了很大力气才纠正过来。”一位接近最高法院的刑法学者说。

立法的支持近期有望取得进展。多位专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刑法修正案（九）很可能在今年底或2015年初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届时，继刑法修正案（八）一次性削减13个非暴力犯罪的死刑罪名后，经济犯罪有望完全废除死刑。

目前中国刑法的死刑罪名总数仍有55个，超过一半的都是国际上一般不适用死刑的非暴力犯罪。

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会长赵秉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对于职务犯罪以外的其它非暴力犯罪，刑法修正案（九）都将作一定幅度的削减。“立法机关的态度很积极，很可能会有显著的变化，超出很多人的预期，不止限于经济犯罪。”

赵秉志认为，立法上还应明确慎用的导向。比如，可判死刑但不需要立即执行的，应明确首先考虑适用死缓；故意杀人、抢劫等严重暴力犯罪的死刑标准也应予以明确。“这样才能推动观念的变化，制度的变革才有基础。否则只是司法机关慎用死刑，不仅老百姓不容易理解，有的地方领导也不理解。”

药家鑫被执行死刑后，原本一边倒的社会舆论有过反思。一位死刑复核法官也介绍，像西方国家那样，被害人家属主动向法院求情不判死刑的例子其实已经出现好几个了，“说明经过这些年的调解、判决和宣传，老百姓们的观念也发生了些变化。舆论多元了，不像以前，谁为被告人说两句话都会变成众矢之的”。

生死判官们的体会最直接——杀人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有时还会导致仇恨向下一代蔓延。“像云南的毒品案件，有些是一家人共同作案，数量又非常大，按照法律可以都杀的，但我们一般至少留一个。否则他们的亲人朋友会觉得你太绝情，斩尽杀绝，反而影响稳定。”一位法官说。

另一位法官则用诗词表达了类似情感：“杀以止杀非所愿，刑期无刑是目的。盼何日，神州尽舜尧，我辈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