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领导轮番“审讯”，为奥运喝彩的权利被剥夺

8月8日是奥运会的开幕式。

上午，我要求见黑监狱主管。大概9：30左右，西湖区政府信访办的眼镜儿和转塘街道的几位进来，我告诉他们，我绝食抗议了半个月也唤不醒他们的人性和良知，现在祖国的奥运盛会即将开幕，奥运的精神就是全民强国健身，既然不让我饿死，那么就该让我正常活着。我向他们提出要求：1、半个月没有洗过一次澡、一次脚，我要求先洗个热水澡；2、自从绑进来那天我的梳子被没收，我已经半个月没梳一次头了，我要求还我木梳我要梳头；3、今天奥运盛会开幕，发扬全民强国健身精神，我想有放风的时间和地点活动一下身体；4、人要有羞耻感。自从关押的首日，我的内衣被强行剥走以后，进来的又是男人居多，我希望把内衣还给我；5、党校应该订有党报《杭州日报》，我要求每天能够阅读《杭州日报》。

我提出的“要求”并没有全部得到同意，为了能洗上一次热水澡，我提了很多次，反而招徕周科长的多次嘲讽：叶金娥，怎么，你还想搞特殊化？！结果厕所间的淋浴器成了摆设。

来例假了，按照医学角度来讲，是禁洗冷水浴的。有一天，我无意间发现淋浴器的插头被人用胶带纸一层一层封起来，固定在淋浴器后面。我有点激动，20多天了，终于可以洗上一次热水澡了！我颤抖着双手费力地把胶带纸层层剥开，插上了插头。水温加热的声音引起了保安的警觉，她们立刻报告了101室的值班民警（便衣），他们进来后强行拔掉了插头——洗澡泡汤。

梳子在被搜走后就没还给我。街道的人后来取了一把给我，我只能悄悄藏起来，因为若被保安班长朱洋洋发觉，又会被没收，已经被收走二次了。

看党报在这里成了一种奢侈。我每次提出每次都回说没有，我不信：“不可能党校里面没有党报的！”后来总算递过来几份，也是过期多日的《钱江晚报》，而非《杭州日报》。

8月19号的一天上午，周（音）科长一进来就气急败坏地吼：“看你象什么样子？！晚上夜新鲜，白天还躺在床上！”真是莫名其妙！我不是每天都是躺或半躺在床上的吗？除了床，卫生间，你们还能允许我上哪儿去呀？今天这个笑面虎这是怎么了？我看着他强行卷走了我盖着的被子，气得无力地蹦出一句：“你怎么连法西斯都不如！！！”

半个多月来的绝食，我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也没有多余的力气与他争。恰巧此时，当班的汤医生过来检查我的身体，我只感觉到自己强有力的心快跳出喉咙口来了。

前后值班的医生不下10位，这位汤医生（女）是我见到的第四位医生，虽然没有跟我有过多的语言，我也不愿跟她们多说话，但从她的言行举止可以看的出来，她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职业的责任感，我心想在她就职的医院，她定是位崇尚医德的医生。但是我想有些事情也不是她们几个医生所能左右得了的。第二位李医生（女）也是，有一天不是她当班（已回自己医院正常上班），她还带着西湖区卫生局的有关领导过来询问察看我的病情，因为我的心脏出了问题，经常心慌、心悸，胸闷、气促，晨起洗漱尤甚，多次发作不能平卧，心跳频率过快，超过100次/分，而我平时只有76次/分左右。吃了药（当时什么药也说不上来）也不见好转。

在汤医生走后没多长时间，一大班子的人又鱼贯而入。我因为极度虚弱，腰部疼痛得又厉害，而被子又被周科长卷走，所以腿上用枕头稍盖，身子斜靠在床上。我无法一一看清楚他们的每一张脸，但他们胸口挂着的与每一个保安胸口挂着的颜色不同的“工作证”特别显眼。这张红底黑字镶边的“工作证”上面没有照片，没有名字，更没有证号，只有“工作证”三个大字，来的人都会装模作样地挂上，出去后又旋即摘下，任何进黑监狱的人只要挂上这块“工作证”，不管是谁，保安就会放你进来，因为除了保安，挂此牌的人就是他们眼里的“领导”。

一个胖胖的，听介绍说是“领导”的人坐在椅子上，其余都分别坐在床上、凳子上。有人叫我的名字，说是领导来看我，要跟我说话，我轻声（要响也响不出声）问道：“哪里来的领导啊？怎么可能到这种地方来看我？”有一高个男子坐在左边床铺的床头一角（我要转过头来才能见到他），只听他介绍，他们都是代表区委区政府的。我抬起沉重的眼皮，大致环顾一下，约有十几个人的队伍。怎么进来过的人都那么说？有那么多人都可以代表区委区政府的吗？我请他们先作一下自我介绍，既然他们要找我谈谈，那么他们来自哪里，叫什么名字，总应该先让我知道吧？对于我要求他们亮明身份，他们没有人回答，只是将“代表区委区政府”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至于区政府哪个部门、什么名字的问题概不作答。他们的语气好象又是在审问我。待我与他们讲道理、讲法律，他们却都一言不发......只是答非所问地再次说明，这是区委区政府举办的“学习班”。我表示对他们采用如此卑鄙下流的手段非法剥夺我人生自由权的行为抗议，再次要求他们发给我所谓“学习班”的书面通知，然而没人理我。我问他们：“你们把我绑架、非法关押在这地下黑监狱里，你们都吃的香、睡的着了？你们最终达到什么目的了？我们国家是法治社会，你们眼里还有“法律”两个字吗？”意想不到的是他居然认为我的回答是对社会不满！对社会不满？居然把这么大的高帽子扣在我头上？

高个子说“你对社会不满！为了稳定，给你办学习班。这是组织上的决定！”我气得连声调都变了：“我相信我们的党，相信组织，我贯来遵纪守法，胸怀坦荡！你们打着维稳的名义采取这种卑鄙、下三烂的非法手段整我！你们这是犯罪！”我想如果身体好的话，以我的性格脾气，我一定会气得拍案而起。——简直黑透顶了！

有人打圆场：“小叶，别这样，身体先养好。”我再次重申：“谁不想好好地活着，谁不想吃饭，民以食为天。我绝食的目的是为了唤醒你们的人性和良知，但是我想得太天真了，我不知道你们已经泯失了自己的人性和良知！已经无法唤醒了！你们既不让我死，也不让我好好地活，你们到底想干什么？这是什么行为？！”

我想到了敬爱的温总理的一句话，痛心地蹦出一句：“温总理的话说的对，人民养育了你们，看你们都对人民做了些什么？你们对人民犯下的是滔天大罪！”胖“领导”又发话了：“小叶，别这么想。这是非常时期对你们办的学习班。”非常时期？我又一次感觉非常震惊“现在是战争时期吗？我们被你们非法关押，那么在你们的眼里我们都是敌人了？反之，你们在我们的眼里就是敌人！那么我们之间就是敌我关系了？我们之间的矛盾也是真正的敌我矛盾了？”我提高了声调：“现在全国上下都在为奥运加油，将奥运精神发扬光大，全民强国健身，可是你们呢？自己不爱国，不关心国家大事，不支持奥运，还剥夺我们为奥运加油的权力！”我还提到，周科长早上卷走被子一事，“昨天晚上是中美女子排球比赛，连我们的胡锦涛总书记都亲临现场为中国女排加油，我们作为国民更应该关心赛事，为女排加油，为国争光，为奥运加油！然而就因为我昨晚看了比赛到子夜，保安向你们汇报了，今早你们就以"晚上夜新鲜"之由卷走了我盖着的被子！根本不管我的身体状况如何。你们自己说，这与法西斯行为相比,又有什么区别？”

我还试着问他们昨晚排球赛的最后胜负结局，结果无一人答得上来，也就是说他们中间根本就没人去看！就象房间里的三名保安，她们除了要看韩剧外，什么新闻联播、奥运比赛、新闻调查等等涉及国家大事的节目一律不看。

一行人都不吭声。在他们最后临走之际，我最后说了句：“你们的心灵是扭曲和丑陋的！真正需要学习的人是你们！”无人理我。

为了能够有足够的精神看奥运赛事，那段时间我每天勉强让自己喝些汤，吃点半流质的食物，象面条、稀饭，让尘封的肠胃能够蠕动运作起来，但吃的量还是很少。

腰痛没有多少缓解，心慌心悸胸闷气促还是每天频繁发作，除了腰部贴上膏药，吃的药就是“倍他乐克”，以缓解症状。每天就是躺在床上。有时只有在晨起洗漱之时，我才难得地顺便扶着桌子慢慢挪到窗口，看看外面的天空，但是连天空也是只能看到小小一只角，因为黑监狱的后面是高高的围墙，上面连接铁丝电网，围墙外好象是个汽车修理厂的洗车点，每天就是汽车喇叭的嘈杂声和洗车时水泵的啸鸣声，无论你想如何叫喊或者想“越狱逃跑”，都是无人听到或插翅难飞的。与世隔绝之余还能感慨，这黑监狱的选址可真是到位呀！

直到奥运会的结束，期间陆陆续续还有“领导”（保安称之为领导）进来房间，有说话的，也有不说话的：有区委组织部的，也有宣传部的；有之江国土分局的，有卫生局的，也有司法局的；还有自称是区法律援助中心的（那个高个男子我明明见他第一次来时介绍是代表区委区政府的，这会儿又摇身一变成法律援助中心的了，出来后一打听还是西湖区司法局的）……

我实在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光明磊落地来呢？

六、保安“只听命于领导”

在绝食禁饮的那段日子里，我抱着宁死不屈的态度，周（音）科长曾经讽刺我是刘胡兰。我还真想做刘胡兰，但他们是不会让我死的。几个医生都这么说，说我傻。确实，因为自己看不到，自己的形象已经非常糟糕，也许在他们看起来，我确实已经傻了，所以在奥运会结束之际，有人带来两个心理医生与我聊天，我没有搭理，但是我愈加恐惧，因为我不知道他们的下一步计划是将我如何给办了。

我房间的三个保安非常年轻，最大的二十一岁，最小的十九岁，组长是甘肃的赵武兰，身高一米六十五，初中文化；王苗最小，十九岁，河南人，一米六十八；另一个经常更换，第一星期是个性格外向的湖南姑娘姚娟，由于受不了同时被剥夺人生自由、通信自由的的生活，她坚决要求不干，就走了；接着顶上来的是浙江磐安的孔秀兰，大家叫她小兰子；另一个叫秦燕英，安徽人，今年刚满十八岁，高中刚毕业，听她说身份证还在办理当中。秦在104房间呆的时间最短。

保安当中属班长朱洋洋最蛮横，经常到我们房间对几个女保安旁若无人地动手动脚。对他那副“人上人”的德行，嗤之以鼻！

为了能够开窗透气，少没跟朱洋洋争执。我只要将唯一的窗户打开一些，朱洋洋发觉就会进来重重地关上并拉上厚厚的窗帘。最后还是在当班医生的交涉下，窗户才会被允许开一点。但是朱洋洋的报复心很重，此事件发生后，他每天到房间里来就是将电视机的音量调到35以上，高分贝的噪音吵得根本无法静心，医生也曾经要她们降低音量，但是她们不听。组长赵武兰还故意说：“我只听领导的！我们的领导是班长！”把你气得够呛。后来，又把王苗给换回来了，还有一个少妇，名字已记不清了。

党校里最后的日子是跟她们三个保安一起度过的。 

叶金娥的文章还有后述，但被“加密”了，作为其代理律师，可以负责的说其回忆录所写是真实的。我之所以转载上述文章，是真诚的希望悲剧不要再发生。那些被称为“天堂”的地方，不仅是要风景美，更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愿我们的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人性能得到发扬。